05月

21

2017

奥斯特罗夫司机
 
不撸不舒服斯基
 
奥斯特基洛夫空艇
 
布伦尖布舒服斯基
 
麻辣斯基
 
卡巴斯基
 
公交车斯基
 
不水不舒服斯基
 
达基巴斯基
 
柴可夫斯基
 
奥斯特洛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
 
维经斯基
 
波博斯基
 
彼得罗夫斯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
 
梅高布舒服娜娃

05月

21

2017

  • 粉色丿杜蕾丝丶

  • 你爸你妈你妈你二叔*

  • 乘坐拖拉机去买钻戒

  • 卖的就是文艺感觉°|

  • 你以为你是他的谁 ン

  • 承诺ァ原来只是扯淡ゞ

  • - 话说男生爱跳芭蕾。

  • 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

  • ゝ和流氓兔一起耍流氓

  • 现在小三走得都是王道

  • - 青春总是屁颠屁颠的

  • ぐ你的菊花へ被谁爆丶

  • 老板,剪个帅气的光头

  • mm 妞,老子看上你了 #

  • 内女人-没你我要怎么办

  • # 你妹 , 碍我事了 //

  • 给他七度空间,自由点°

  • 我去你外婆家的香蕉皮。

  •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 发现手机黑屏时自己好美

  • 你就是个逗、讨厌的痘。

  • 谁带我去跳楼?谁谁谁?

  • &有本事 ,来娶我 /

  • 大爱基友的, 点右下角 -

  • 祝我:“生日快乐”。~\(

  • 爸爸说。女人要管好咪咪~

  • 请问你棺材是翻盖诶还是滑

  • 男人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

  • 什么时候我能和凹凸曼一起

  • 美国开外挂。中国比不上。

  • 爱情公寓骗了我们一个暑假

  • 闭嘴基佬丶咱俩明明是一对

  • 小时候的裸奔是那么潇洒°

  • 猪母狼马蜂(珠穆朗玛峰)

  • ##纯牛奶,你有我纯么? /

  • 爷爷说,毛主席是他的曾孙

  • 谁给我唱首征服,我嫁谁!

  • 没有钱,就靠自己的实力赚

  • 俄素一个木有人在乎滴孩纸う

05月

21

2017

  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犯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大失误,也就有了胡宗南所说的“西府陇东大捷”。后来彭德怀也谈到了西北战场上的两大失误:一是二打榆林,二是西府、陇东战役,因轻敌而给胡宗南造成可乘之机而失利,“被狼咬了一口”。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结合处,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就有“欲统中国,必据关中”之说。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在此胜利会师,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

  从这一天起,陕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竞技场。其中彭德怀与“西北王”胡宗南之间的较量,构成了西北战场上国共较量的主旋律。

  山城堡之战,彭德怀初射天狼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着名的上将军之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周恩来曾评价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由于他骁勇善战,老谋深算,善于收买人心,为人狡猾奸诈,加之又深得蒋介石的宠爱,便得以在短短的十年军事生涯中,在西北迅速站稳了脚跟,成长为威震大西北的一代枭雄。

  1936年9月,胡宗南率领第一军第二次入甘。第一军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国军中的精英,号称“天下第一军”,装备精良,人员充足。

  “西北王”胡宗南也是杀气腾腾,入甘后就展开了对红军的猛烈攻势,迫使红军不得不从已经占领的会宁、静宁一线向北撤退。胡宗南军则对北退的红军加紧攻势,步步紧逼。天狼在逞威。

  胡宗南率领第一军二次入甘的消息传出后,曾在红军高层内部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张国焘先前领教过胡宗南的厉害,深知形势的险恶,对阻击胡宗南的战略决策犹豫不决;中央红军也曾有过深刻教训,对阻击胡宗南也缺乏底气。胡宗南确实是一只凶悍的天狼,不可轻视。

  针对红军内部这种微妙的“惧胡”气氛,彭德怀挺身而出,欣然接受了“射狼”的重任,被委任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统一指挥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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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红军退到靖远后,已经无路可退了。靖远一旦失守,红军将落入被南北夹击的险恶境地。蒋介石也看到了靖远的军事重要性,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靖远。

  面对胡宗南的步步紧逼,彭德怀制定了“射狼”的初步计划,为这只凶狠的“天狼”布好了口袋。彭德怀欲借胡宗南的轻敌情绪,诱其深入,断其数指。

  他在军中训话时说:“胡宗南是一只狡猾的狼,红军是一个猎人,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老猎人。”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然而,胡宗南狡猾成性,并没有轻易冒进,钻进彭德怀布下的口袋,而是多路并进,并由另一路攻下靖远。彭德怀第一次围歼胡宗南的设想落空。

  靖远被占领,红军只好一路向东,且战且退。此时,胡宗南也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已经“不堪一击”了。他把第一军放在了追击的最前方,又兵分三路,直追东退的红军。

  由于“狼群”紧紧咬住红军不放,彭德怀的处境更加严峻。红军再退就要将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暴露给敌军了,就意味着红军要放弃陕北,再做一次长征。

  此时,在保安的毛泽东、在南京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毕竟这一仗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不敢怠慢,几乎一日数电彭德怀,讨论围歼胡宗南的计划;蒋介石更是对胡宗南寄予了厚望,鼓动胡宗南一举而下保安。

  再狡猾的狼,也躲不过猎人的枪。被迫背水一战的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比较,将设伏地点选在了山城堡,准备在这里给凶狠的“胡天狼”以当头一棒。

  胡宗南与彭德怀之间的追击距离,始终只差1至2天的路程。红军指战员以极高的热情,率先在山城堡四周部署好了伏击计划。20日黄昏,胡宗南部冒进的丁德隆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

  21日黄昏,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猛攻。敌军除少数突围外,大部于22日9时被歼灭。山城堡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共歼敌一个旅和两个团,基本上消灭了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七十八师,在扭转恶劣局势的同时,大大震慑了“胡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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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堡之战后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与山城堡之战的胜利不无关系。彭德怀在后来评价山城堡之战时曾说过:“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山城堡之战,客观上促使了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国共两党开始联手抗日。同时,也标志着彭德怀第一次“射狼”的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彭德怀打狼崽、钓老狼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渴求和平、希望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的迫切愿望,肆意挑起内战,西北战场再次成为国共较量的主战场之一。时任中共西北野战兵团最高统帅的彭德怀再次展开了针对西北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胡宗南的“射狼”行动。

  在“射狼”行动初期,西北野战军攻势凌厉,胡宗南又一次领略到了彭德怀这个精明老猎人的厉害,一失青化砭,再失洋马河,三失蟠龙,紧接着沙家店战役失败。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掩盖了胡宗南一举“夺取”延安的“辉煌功绩”,使这只凶狠的“天狼”气焰全失。

  但凶狠顽固是狼的本性,面对颓败的形势,“胡天狼”仍在垂死挣扎。

  1947年底,胡宗南在西北战场转入“战略防御”态势后,靠着其精良的装备,曾一度挽回了局部战场上的劣势,面对着“胡天狼”的垂死挣扎,彭德怀提出了着名的“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即消灭胡宗南剩余的两大主力之一——刘勘的二十九军,斩断胡宗南的手臂。

  有经验的猎人,都会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狼崽子,结果便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成为猎人的猎物。彭德怀深谙此道,将其具体成了作战计划:打宜川,钓洛川,歼灭刘勘。

  作为一只长期同中共打交道的老“天狼”胡宗南,对共产党的“围城打援”战术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西北战场上长期的军事失利,已经令这只老狼丧失了原有的沉稳理智,他开始一步步地走进猎人摆好的口袋。

  1948年2月24日,彭德怀发动了宜川战役的外围战,“狼崽”张汉初急忙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刘勘的二十九军前往宜川驰援。2月25日,“老狼”刘勘被钓起,率领3万大军,驰援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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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接触共军的刘勘,深知彭德怀围城打援战术的厉害,虽然他自有一套作战计划和救援战术,却被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面对胡宗南的救援方案,刘勘虽知后果,但却不得不执行。

  彭德怀早已在刘勘的前面布下了大量军队,2月28日,彭德怀挥军包围了驰援宜川的刘勘二十九军,并迅速于3月1日发起围攻,全歼二十九军。3月2日,又乘胜攻下了宜川。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宜川战役就以彭德怀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宜川战役,胡宗南损失了最精锐的二十九军,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计2?郾9万人,首开西北战场上一次被歼灭一个整编军部的记录。彭德怀在这次战役中狠狠地教训了胡宗南一顿,既杀了狼崽,又钓了老狼,断了胡宗南的一条手臂。

  西府、陇东战役,彭德怀“被狼咬”

  但再精明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彭德怀也不例外。他低估了胡宗南这只“天狼”反扑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轻敌,给了狡猾的胡宗南一次报复的绝好机会。彭德怀也由此在西北战场上犯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大失误,也就有了胡宗南后来大吹大擂的“西府陇东大捷”。

  宜川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出击,欲趁势攻取洛川。结果洛川一月未下,胡宗南也没有再让彭德怀钓走一只老狼。围城不下,打援不成,彭德怀便率军深入胡宗南后方。野战军西进河谷,初期进展顺利,接连攻克九城,切断了西北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后又攻克了西府重镇宝鸡,对胡宗南的大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然西北野战军初期作战进展顺利,连战皆捷,但由于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胡宗南瞅准时机,连同马家军共11个旅的强大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两军行动迅速,作战主动,对野战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面对突然来临的危险,彭德怀第一次感到了紧张。他迅速组织分散的队伍进行集中突围,不得不毁掉大量缴获的军用物资。当彭德怀率军撤退到陇东地区时,又遭到了胡、马两军的第二次夹击,被迫与优势敌军展开了极为残酷的血战。

  胡宗南一改过去的稳扎稳打的战术,对西北野战军展开了穷追猛打的凌厉攻势,加上马家军的全力配合,使得彭德怀深深地看到了“天狼”的凶悍:野战军主力部队与救援部队里外夹击胡、马部队,竟只能勉强突围,并且还是在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

  5月7日,彭德怀又一次陷入了胡、马的包围,战斗异常残酷,形势十分严峻。所幸经过西北野战军第二总队的拼死掩护,主力部队才得以从胡、马军队的严密围攻中成功突围,回到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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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次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很是自责。两次战役虽然有所收获,但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损失兵力1.5万人。后来彭德怀也谈到了西北战场上的两大失误:一是二打榆林,“近月未下,妨害部队休整训练”;二是西府、陇东战役,因轻敌而给胡宗南造成可乘之机而失利,“被狼咬了一口”。

  胡宗南则借这次战役的“胜利”,向蒋介石大大吹嘘了一番,以此来重塑“西北王”的威名。但这只“天狼”却不去整顿军队,而是整日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以后遭到更大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拒绝彭德怀的策反,“天狼”黯然逝去

  面对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作了深刻的反省。他开始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对失职的将领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并进行了自我检讨。经过一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迅速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地提高。

  与此相反,胡宗南则在忙于以“西府陇东大捷”邀功请赏,部队作风更加腐败,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在西北战场上的较量日益剧烈,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越战越勇,锐不可挡;而胡宗南则是屡战屡败。尤其是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4个军被歼灭,在军事上处于绝境,受到蒋介石的一再斥责。蒋介石甚至产生了让胡宗南坐困挨打,为党国尽忠的打算。

  1949年10月,国民党政权灭亡,蒋介石逃往台湾,胡宗南失去了靠山。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也已无处立足。念及多年的“交情”,彭德怀向胡宗南伸出了援手:“策反胡宗南。”

  这也是“射狼”行动的最后一步。然而胡宗南自知罪恶深重,无以面对中共,断然拒绝了彭德怀的援手,逃往台湾,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1962年,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台湾孤独谢世,一代“天狼”从此逝去。

  西北战场上猎人与狼的较量,最终以猎人的胜利而告终。彭德怀虽然没能猎到胡宗南这只狡猾的“天狼”,但却使自己“猎人”的声名威震整个大西北。胡宗南晚年曾感慨地说:“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我胡宗南的军事克星。”

  胡宗南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为什么自己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还是输给了农民出身的彭德怀。他至死也没弄明白。

  对此,彭德怀一句话点破了天机:人和。历史就是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去了民心,无论你曾经多么强大,多么显赫,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中国的民心所向,当然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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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安澜口述:毛岸英之死与警卫“枪击”彭德怀

  【提要】董安澜老人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五连文化教员。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当时是司令部参谋,所以董安澜和彭德怀司令员及毛岸英很熟。在朝鲜战场上,他亲眼目睹了毛岸英之死和警卫“枪击”彭德怀的惊险一幕。

  毛岸英之死101指示:“救人第一!”

  1950年11月下旬,我在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五连担任文化教员。

  那天下午2时许,我正在“营房”———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教一排战士们唱歌。突然,“叭叭叭”,洞外传来三声枪响,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接着,司令部大洞口哨位打来电话:“敌机三架,袭击我大田部(志愿军司令部的代号)机关驻地!”

  大家立即做好迎战准备。

  此时,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一排长,立即派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一排刘排长紧跟着命令:“一班!跟我上!”

  这时,我在一旁向指导员要求:“请让我代替刘排长上去吧!刘排长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留下来掌握全排,便于处理再出现的新情况。”

  指导员采纳了我的意见。我随即带郭班长和11名战士冲出洞口。

  天空,寒风凛冽。三架敌机在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穿梭般地俯冲、轰炸、扫射。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房子被炸塌起火了。那是作战处在洞外临时办公的地方,只见房顶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势异常炽烈。我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起火方向,一次次冲进房去,抢出一堆堆文件、地图。哨所小小的掩体部很快被文件堆满了。我正琢磨着文件堆不下怎么办时,指导员跑来说:“董教员,情况有变!不要再抢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呢,得迅速把他们找到救出来!”

  听到情况有变,我正要冲入火海,指导员又补充一句:“告诉同志们,救人!救人第一!这是101首长(101是当时彭德怀司令员的代号)的指示。”

  我当时脑子里一闪:没撤出来的同志是谁,竟引起彭司令员的关注?这事非同一般啊!

  不管是谁,抢救战友,义不容辞!我转身扑向火海时,迎面跑来郭班长。我又向郭班长大声喊:“房子里有人没撤出来,指导员让咱们先救人!这是101首长的指示,快!”

  郭班长听罢,当即把手中的一沓文件塞到我怀里,转身冲进火海。我抱着文件,把视线转向远处司令部的大洞口。彭司令员站在最前面,看上去他神情有些沉重而焦急,看来,情况一定很严重。

  “抢救,设法抢救!”

  人人心急如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该死的敌机,依然在头顶怪叫,依然在轮番轰炸。

  骤然之间,“轰隆隆”一声巨响,这栋房子的一面墙被掀倒了,火、烟、灰尘弥漫了整座房子。

  “同志们,快,到火堆里去扒!”指导员又出现在大家身边,指挥着:“动作要快,死活也得把人找到!必须找到!”

  没有时间找工具,大家就赤手空拳顶着火舌扑了上去。眉毛燃着了,睫毛烧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起火了!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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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辽沈战役开始。解围锦州,首先在以廖耀湘为首的高级军官里就认为是不可能的。廖耀湘提出很多借口,重武器过不去,又是辽河,又是大凌河,困难很多。他的意思就是不想去锦州,想按照之前两次去南京时的思路往营口撤,这是唯一的出路,还不损失实力,是这样一种思想左右他。

  但蒋介石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是要攻,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没调过来,向塔山进攻的东进兵团里,就有从沈阳去葫芦岛刚补充完兵员的六十二师,我们有几个同学就在这个师,刚补充的新兵能打仗吗?

  

廖耀湘

  六十二师师长是打过沙岭战斗的刘梓皋,这个人很有军事才能,三十多岁就当了少将师长。后期六十二师的兵员不足,去葫芦岛补充新兵比较方便,准备补完了再调回来。

  增援葫芦岛的几个师是傅作义给的,但是总兵力还是单薄。一个防守纵队也是三个师四五万人,那是不容易拿下的,进攻兵力必须要比防守兵力多两三倍的程度才好攻下来,现在进攻的兵力比防守的兵力没有多多少,那就难打。

  

廖耀湘

  六十师的师长陈赝华原来是新六军六十六团团长,他的参谋长赵照是我们学生大队时的大队长,在缅甸给我写“抗战功成归故处”留言的就是他。这个师只有六千人,相当于一个师常规建制的一半,锦州战役六十师守外围,全师被歼,邱钟岳就在这个师当团长,这些人应该都是被俘了。

  作为上级指挥层面,蒋介石、卫立煌、廖耀湘的想法都不一致,蒋介石认为锦州肯定能拿回来,你就给我打;卫立煌认为打不赢的,往沈阳撤就算了;廖耀湘要往营口撤,思想都不统一。

  就算意见统一这个仗也难打,锦州为什么三十八小时就失守了?首先对解放军的兵力估计不足,当时以为整个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多说也就是四五十万,实际不止,有上百万。解放军打锦州用了多少兵力?用了十二个纵队,除了塔山放一个纵队,黑山放一个纵队,剩下全去攻锦州了。

  而防御沈阳的两个兵团也就是二十万多一点,锦州范汉杰一个兵团十万多点,加起来三十万,还分在两个地方。

  

廖耀湘剧照

  廖兵团增援锦州走的是弯路,先攻的是彰武,要切断解放军的补给线,迫使攻锦州的解放军回师,但解放军没理会他。

  黑山其实没那么难打,解放军的兵力都在集中打锦州,黑山只有一个纵队防守,也没有什么重武器,按照我们的火力配备,又有坦克,又有大炮,廖耀湘要是下定决心,打黑山可能有三天、四天就拿下了,问题就是锦州丢得太快了,打了一天半就丢了。黑山就是打下来也没用,还能拉到锦州去打吗?人家一共十二个纵队呢。

  

惨烈的辽沈战役

  当时增援锦州绕不开黑山,事先也没想到打黑山有那么困难。

  这样的战例其实过去新六军经历过,当初打长春,民主联军在公主岭那里堵得很严,就派了一支小部队跟他维持,主力部队根本没答理他,全冲过去打长春了。在缅甸也有过,打孟拱也是派出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突然袭击把敌人摧垮了。但是到了辽西为什么不用了呢?主要还是思想问题,意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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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是打得不那么坚决,廖耀湘想的是反正我打了,最后打不下就撤回来吧。到了真想打的时候,又没把全部主力拿上去,他领着五个军,只把七十一军拿上去了,还不是七十一军的全部,新六军、新一军根本就没用上。

  他为什么不全力进攻?那意思就是告诉蒋介石,黑山我攻不下来了,就等着蒋介石说不让攻了好撤退,蒋介石督促他打黑山、增援锦州的时候他就做了后撤的打算。

  

惨烈的辽沈战役

  等黑山打下来了,一看锦州已经失守了,原打算马上往营口撤,但他又犹豫了。锦州被打下来后将近一个礼拜时间,廖耀湘就在那按兵不动,又不往沈阳撤,也不往锦州进,也不往营口退,就在那儿徘徊,举棋不定。

  当时杜聿明在空中指挥让他立即收复锦州,卫立煌在沈阳给他发电报,命令马上往沈阳收缩,他自己主张往营口撤。往营口撤这个决定是对的,但是主意不够坚决。

  

惨烈的辽沈战役

  坏就坏在兵团参谋长杨焜身上,他对廖耀湘说,收复锦州是没希望的,我们一个兵团拿不下来。当时估计打锦州的解放军有五六个纵队,他们也搞不清,但实际上是十个,比他们估计的还多。

  杨焜说,如果往营口撤,谁来负这个责任?老蒋一翻脸,谁让你撤的?你得兜着,你担不了这个责任。蒋介石没让你撤,卫立煌让你往沈阳撤,你两者不听要撤到营口,把整个沈阳丢了,责任不是在你身上吗?你将来怎么交代?这是参谋长的原话。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往沈阳撤,就算怪罪下来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是卫立煌让我们撤的,他是剿总司令,这个责任可以推在卫立煌身上。他的参谋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杨焜不是新六军提拔起来的,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我对他不熟。

辽沈战役国军总指挥卫立煌是地下党 故意战败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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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着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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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 “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 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 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 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 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否则,断未见有此种 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 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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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刘振修)

  傅作义和女儿傅冬菊的凄凉下场

  平津战役”前,林彪所部四、五十万,傅作义所部也四、五十万,兵力与之相匹。若是一抵一相拼,鏖战到底,鹿死谁手未可知。 傅作义长女傅冬菊是“地下党”,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她父亲的敌手,使得北平守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傅作义被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他的女儿乘机劝他投降。

  最终,傅作义的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此后,傅作义曾要求所部参加“抗美援朝”,但是仍被剥夺军权,当起了水利部部长。

 

  从1949年1月31日开始,解放军陆续进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2月3日,在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的时刻,傅作义独自坐在北平西郊原华北“剿总”司令部的驻地内。他没有参加入城式,解放军没有邀请他,他也没有主动报名。此时,他正在为一封刚公布的电函而愤怒。

  2月1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上,傅作义看到这样的标题,“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公布的电函中,没说傅作义一句好话,其功绩也一点不提,他还是个罪大恶极的“战犯”。

  看到这份“书面通牒”,傅作义惊呆了!心情之坏,比当初看到“战犯名单”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战犯名单”时,他手头还有军队,还有谈、打、进、退的余地。而现在,他已什么都没有了。共产党什么都拿到了,却倒过来开始清算他过去的老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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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作义被激怒了。他给林彪写了一封气愤异常的长信。在信中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傅作义不知道,这封由毛泽东起草的信件,1月16日就已经写好了。信写好的当天下午,谈判双方就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定》。告别时,林彪把这封信交给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信未封口,邓宝珊看罢大惊失色,决定暂时对傅作义保密。后来,罗荣桓、聂荣臻追问信的下文,邓宝珊只好把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傅冬菊看后怕父亲生气,也没转交。

  其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报效祖国”。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押解到夹边沟劳教农场强迫劳动,活活饿死在那里。傅作义闻讯后,悔不当初,老泪纵横。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当然是傅冬菊,她当时的个人作用在意义上远远超过了林彪的五十万大军,然而她得到的报答却是不可思议的。

  “文革”期间,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戴上了“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她又去“探望”父亲,自身难以保全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1951年,陈赓将军将傅冬菊由昆明带回北京,并准备派她到朝鲜前线做英语翻译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见到了中共老资格革命家帅孟奇。帅孟奇以朝鲜前线不安全,不适合傅冬菊为由,把傅冬菊留在了人民日报社。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担任新闻工作。

  之后,傅冬菊感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遭受歧视。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党组织的有关人员,曾要傅冬菊填一张入党申请表,说:“填完表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傅冬菊很感意外,说:“我早就是党员了,这个表我不能填……”后来还是在崔月犁的证明下,才作罢。

  “文革”期间,傅冬菊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闹革命,这些即便没有功劳,怎么也不会有罪吧?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连当年自己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说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这让傅冬菊尤其接受不了,于是她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才获自由。

  “文革”后,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1982至1995年)。1995年后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平淡,甚至可以用窘迫、困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事实上,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到他的女儿风烛残年时,党不但不考虑退回一处房产或拨出房子给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让她安身,反而在她病情很重、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对于中共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应该比所有的副部级党官的功劳要大的多,但是她的利用率早噎是零,党也早噎把她遗弃了。

05月

21

2017

  贺龙:“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

  1947年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改变策略,集中主要兵力从东西两翼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

  蒋介石命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二马集团”的12个旅,榆林晋陕绥边区总部司令邓宝珊集团的2个旅,共34个旅25万人,从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胡宗南更是一马当先,集中优势兵力从南线直攻延安,妄图实施“斩首行动”,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他还口出狂言“要活捉毛泽东”。

  红都延安形势险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只有晋绥军区第1纵队(辖358旅、独立第1旅)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

  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向毛泽东请缨:“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的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两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与在绥远(今内蒙)的贺龙通气。

  这些部队不仅是贺龙指挥的,而且大多数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属于湘鄂西、湘鄂川黔“山头”,从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贺龙一直是这支队伍的代表和旗帜,他与部队的感情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凝结而成的。把自己带了一二十年的部队交出去,在情感上确实有点难以割舍,但贺龙是一个讲党性、讲原则的共产党员,他对老部下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当即回电毛泽东,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早在1946年11月,贺龙刚把晋绥军区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晋绥1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1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10日,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2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贺龙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的2纵队西渡黄河。

  

战争年代的贺龙

  7月21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杨尚昆、王震、陈赓等。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会议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重点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战争年代的贺龙(右一)

  7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贺龙又将晋绥第3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3旅在晋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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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其主力第1、第2、第3纵队都是从晋绥调来的。这样,贺龙原来的野战部队基本上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中央进一步明确分工:彭德怀主掌前线作战,贺龙主管陕北战场后方工作。

  

贺龙元帅一家

  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十分感慨地说:“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战争年代的贺龙

  7月,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抱病于7月18日第一个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同贺龙谈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组织战略进攻问题,并说:“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陕北战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得依靠你们晋绥,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你看怎么样?”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

林彪结怨贺龙:老子前线打仗 你们后方搞我老婆

林彪与叶群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蹇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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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

  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前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前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前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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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被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贺龙夜见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在东门下得车来,来到浙江厅。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由于毛家湾的房子要进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暂住。浙江厅是一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方形大厅,顾名思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浙江省代表团开会的地方。林彪住进来后,由于他怕风、怕光、怕水、怕出汗,对大厅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浅绿色的,沙发是浅绿色的,房间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色的,整个大厅全是浅绿色的。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贺龙走进浙江厅,由于里面光线晦暗,一时不太适应。林彪走上前去同贺龙握手,贺龙见林彪由于怕见阳光,整天在阴暗的地方生活,脸色苍白得吓人,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过去对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早有耳闻,今日亲眼所见,想不到他竟怕到这种地步。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工作人员给贺龙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会客厅只有林彪同贺龙两人。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他诚恳地说:“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坚持想听听林彪的意见。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林彪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林彪既然已把问题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贺龙自然要给予明确的回答。他想起过去毛泽东同他谈起对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岂能同你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贺龙的话,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再也无话可讲,贺龙便从容起身告辞。

  这次谈话,表面气氛相当平静,没有激烈的争论,但贺龙同林彪终于面对面地最后摊了牌。林彪本想通过他精心导演对贺龙的诬告,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迫使贺龙就范。岂知贺龙软硬不吃,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此刻,林彪终于明白,要想让贺龙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最后,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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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林彪,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也参加了红军长征,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位。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最后之所以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与他身后指手画脚、出谋划策的夫人叶群有关。叶群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叶爱上林彪是为了什么?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使然。

  延安时期,论长相,青年时代的林彪虽个头不高,也算不上魁梧,但并不难看,甚至可以算得上英俊。他皮肤淡黑,面庞清秀,有着挺拔的鼻梁和两道浓黑的眉毛,尤其是那两只深不可测的眼睛,更为他平添了几分刚毅的英武。如果论才华,林彪已经有了“常胜将军”的美誉,是红军中年轻的鹰。

  当时,年轻人很容易崇拜英雄,一时间,林彪成为智勇双全的风云人物,他所到之处,人们都肃然起敬,在延安,对林彪的传说更是活灵活现。而在崇拜林彪的年轻女郎中,就有一位叫叶群。叶群其人叶群原名叫叶宜,191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在福州,她的家虽然称不上第一流豪门,但是也有妻妾、仆人成群的家庭,父亲叶琦是国民党少将,有3个老婆。第三房小老婆更是聪明伶俐,长得风流,会察颜观色,很会行事,颇得叶琦的宠爱。

  叶群就是这位小老婆的爱女。叶群从小就像她妈一样,聪明伶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由此而形成了她的个性,聪明爱逞强好胜,爱赶时髦。叶宜小学毕业后,已经十五岁了。随后到了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后,叶宜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了广播员,并在国民党学生组织举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头名。在抗日救亡潮流中,不知道她是通过什么途径,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又来到了延安。

  也正是逞强好胜的个性,叶宜来到延安之后随即改名为叶群,并进入了女子大学里工作,成为女大教务处长张琴秋手下的组教科长。她只有1.55米的个头,但是五官端正,不胖不瘦,身材苗条,皮肤虽然不算洁白但是很细嫩,未曾说话先笑,性格活泼,因此也成为延安“八美之一”。

  那时候,在延安稍微认识几个字的女性挑选对象的条件也十分刻薄,流行的标准是“年轻英雄当领导,警卫挎着盒子跑。洗衣叠被有人做,行军骑马吃小灶”。性格好强的叶群就赶潮流,可是她仔细一想,在延安够这样条件的干部,究竟有几个人呢?太少了,中央的几位领导,地位是够格了,可年纪大了,又有了爱人。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倒是比比皆是,可又不是领导干部。然而,天遂人意,正当叶群苦恼的时候,传奇式人物林彪从苏联养病回来了。听说林彪年龄还不算大,才比叶群大十几岁。叶群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她要在适当的机会,利用自己的姿色、魅力,向林彪发起攻势。

  机会终于来了,林彪不带警卫一个人装出一副漫不经心散步的样子来到女大。事情也很凑巧,女大校长、副校长、教务处长都不在,桌子旁坐着一位妙龄女郎,她就是叶群。叶群的一双大眼睛转着打量这位不速之客。看到的林彪三十五六岁,身穿一套半新的灰军装,个头不高,尖下骸,眼睛不大,浓浓的眉毛下,那一双乌黑发亮的眸子,露出机敏、智慧、刚毅的神采。对这样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的林彪,叶群马上肃然起敬,有点不知所措。

  林彪也暗暗打量起这位美丽的女郎,她确实长得有几分姿色,中等个儿,身材苗条,匀称,身着一套灰色军装,虽然是极普通的旧军装,但穿在她身上就显得格外秀气,细细的,弯月似的眉毛,一双迷人的眼睛,她的嘴巴很小,嘴角微微上翘,一头漆黑的秀发,披在脑后,似乎是刚洗过头,林彪不由得看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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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所谓是一见钟情,林彪微笑着和叶群交谈起来,而叶群带着崇拜的语气,说话时脸色有些泛红,她说得真挚,感人。她的声音清脆、真挚,隐隐含着淡淡的忧伤。最后,她直说听了林彪的话,胜读十年书。林彪也听出话中带话,有点相见恨晚。

  接下来,叶群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使林彪失魂落魄,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几乎每天都要把他引向叶群住的窑洞前面。他带着失望,无精打采地回到窑洞,心里面问自己:难道我失恋了。于是,林彪写写停停、搜产刮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叶群写情书,又望眼欲穿地等着叶群的来信。叶群接到林彪的来信时,偷看了好几遍,她心花怒放,欢呼大功告成。

  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宝塔山后面的僻静处,一男一女肩靠着肩慢慢地走着。叶群与林彪谈婚论嫁了。叶群说她心里害怕,怕林彪是有妇之夫,怕自己当了林彪的姨太太。林彪心里也明白,他原来的妻子陕北一枝花米脂姑娘张梅早就在苏联分手了,而正在热恋中的烈士遗女孙维世还没结婚。于是林彪下定决心,决定与米脂姑娘一刀两断。

  其实,历史上的林彪其实也是个多情种,假如没有感觉,他会不顾当年童养媳汪氏的一片痴情,毅然离家出走,让汪氏苦守空房直至不幸去世。假如有了感觉,林彪会不顾一切追求浪漫的罗曼史,林彪与陕北一枝花,也就是陕北米脂姑娘张梅曾经爱的疯狂,结婚之后却无法相处,最后闹僵,分居两地并且夫妻间形同陌路。

  林彪过去的陕北妻子

  陕北一枝花是谁?就是陕北米脂姑娘张梅。张梅的真实姓名叫刘新民,出生在陕北米脂。米脂那地方虽然很穷,但水土好,自古就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民谚。张梅在米脂还真的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女,人称“陕北一枝花”。林彪之所以不爱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因为她们清高且骄傲。也没有选择文静温柔的女演员,而把爱神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只因为张梅除了俊俏的外貌之外,还活泼开朗、爱唱爱笑。那甜美的笑颜和银铃般的歌声宛如阵阵春风,在林彪心头掀起一股股情爱的狂潮。陕北米脂姑娘张梅为何会爱上林彪?当时,年轻人都很容易崇拜英雄,尤其是那些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投奔革命的年轻女孩子,个个头脑里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有的美女甚至公开说:“宁为英雄妾,不为庶人妻”。

  因此,当林彪向米脂姑娘张梅提出爱的追求的时候,张梅当然十分高兴,她是个上进心强的姑娘,崇拜英雄,也对林彪十分仰慕。林彪虽不擅长在姑娘们面前献殷勤,但恋爱起来却十分狂热,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的爱情成熟了。1937年,林彪和张梅结婚。

  林彪与米脂姑娘为何会婚后闹僵,最终分居两地,形同陌路?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除了研究军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而张梅性情活泼好动、个性强。这种性格气质上的反差,在两个人相识之初,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但随着从恋爱走向婚姻,狂热的激情被平静的家庭生活代替,夫妻之间就出现矛盾了。

  婚后的一段日子里,林彪的家庭生活算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享受到了爱的甜蜜和欢愉。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和矛盾也被浓浓的爱情所掩盖。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林小琳。

  然而,自从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经过时被开枪误伤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那时候的林彪身体损伤很大,打中了林彪的胸部,伤及脊神经,日后也给林彪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林彪受伤后,先是回延安治疗,延安的医疗条件又不太好,党中央只好批准林彪和张梅一起到苏联。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戎马多年,看惯了刀光剑影,现在过上安宁的生活。然而,安宁的生活却使林彪和张梅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也就开始出现裂痕了。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在苏联时,他自己不爱出门,也不喜欢社交活动,更不许张梅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活动,要张梅整天在家陪着他。张梅本来就活泼如一只小鸟,现在让她整天呆在屋子里陪少言寡语的林彪,她觉得简直像是在坐牢,哪里受得了这些?因此,林彪越是不让她出去,她越是要出去。她多么渴望像一只小鸟般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中,那时候的莫斯科,虽然是战争时代,却也到处充满浪漫和温馨,张梅乐不思蜀,夜不归家,甚至在周末也不和林彪呆在一起。也就这样,本就伤痕累累的林彪特别渴望有人陪着他,给他一个家的感觉。而张梅却总是疯狂地玩,两人也就经常吵架,矛盾越闹越僵。

  直至1942年,林彪伤势愈合从莫斯科回来,只不过,回来的只有林彪单身一人,他早就和张梅闹僵,他不想在毛泽东和解放军面前看到他们夫妻间的怒气冲冲吵吵闹闹。而张梅,也迷恋上莫斯科美丽且迷人的生活,只身留在了苏联。

  从此,性格孤僻的林彪与狂热恋爱着的个性活泼的妻子张梅,分居两地,形同陌路。

  也就这样,林彪最终又与叶群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不久之后就结婚了。林彪与叶群结婚的消息一传出,人们顿时哗然。而个性逞强好胜的叶群顿觉胜利了,她抓住了林彪的心,自以为靠紧了一座大山。

05月

21

201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

  “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

  

邓小平晚年仍然不忘打桥牌

  到了晚年,邓小平把打桥牌当成自己向智力、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1986年8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他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条是能不能下海,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就下跌。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三言两语,邓小平用诙谐的语言化解了社会上对他健康状况的谣言,也道出了他打桥牌的原因。

  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即便休息,他的头脑仍在不停地思考问题。细心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发现,邓小平在最平常的散步中也仍在为工作开动脑筋。夫人卓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在反复琢磨后,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她专门同常和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告诉他们:“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得知此事后,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平鞠躬尽瘁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陪他打牌,让他得到休息。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牌局中,邓小平才有机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邓小平晚年仍然不忘打桥牌

  邓小平坚持桥牌运动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受帕金森症的影响,他的手因颤抖拿不稳扑克牌,抽牌也显得很吃力。这个时候,邓小平的女儿就主动帮忙拿牌、捋牌。当然,在牌局上打什么牌还是由邓小平做主,比如“要”一个草花,女儿“要”好了就向邓小平重复一声,再继续进行。真可谓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

  桥牌,是一项能够反映参与者品格、性格的竞技比赛。在巧妙多变的牌局中,邓小平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邓小平晚年仍然不忘打桥牌

  不服输。当牌面情况不明朗或有问题时,邓小平会细心地推敲,寻找牌理。遇到有争议的牌局时,他总要弄出个究竟。有一次,邓小平同女儿邓楠打牌,邓楠在牌局结束收牌时对父亲说:“刚才您那张牌不该那么出。”邓小平当时想了想,没有说话。第二天打牌,大家刚刚入座,邓小平就复盘了第一天的牌型问:“你们说,谁对,谁错?”大家随即进入了牌局的深入推敲环节。发现难题之后积极思考得出结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邓楠回忆说:“关于出哪张牌的问题,我们经常发生争论,很有意思。”

  拒绝“踢假球”。围棋国手聂卫平经常被邀请同邓小平打桥牌,也亲历了许多与邓小平打桥牌的趣事。他曾说:“邓小平的桥牌水平是很高的,比我的牌技要好得多。做他的对手想赢他,实在是很困难。”有一次,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在他们猛烈的攻势下,对手万里和祝寿和输得特别惨。见状,聂卫平觉得不忍心,就故意“放水”让对手得一些分数,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踢假球”。聂卫平瞥见万里手中黑桃很多,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就故意叫黑桃。万里果然加倍,这样就宕了6个,6个宕使对手得分翻番很多。邓小平当时指着聂卫平笑称:“他创了世界纪录了。”后来,邓小平碰巧见到聂卫平的爱人,他风趣地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邓小平晚年仍然不忘打桥牌

  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讲究规矩,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高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1981年,“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曾到北京与邓小平、万里等打桥牌。在那次切磋中,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打到深夜一点,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邓小平全情投入,不但毫无倦意,直至局终仍然神采奕奕。在牌局中,杨小燕发现邓小平对“精确叫牌制”非常熟悉,可见邓小平对世界桥牌的主流“技、战、术”很有研究。邓小平的牌风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说:“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邓小平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牌友们很有体会。邓小平不但打牌不谈政治,打完桥牌和友人一起吃便饭时也不谈政治。也正因为不谈政治的原则,大家都感觉同邓小平打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没有多余的压力。一张四方的牌桌,一群热爱桥牌运动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专注牌局的变化,在酣斗中传出阵阵欢乐的笑声,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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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桥牌是国际比赛项目,世界上不少政要都喜欢打桥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参战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打桥牌的爱好;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消息期间,也不忘挤出时间打上几局桥牌。邓小平也是桥牌爱好者,因其对中国桥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好评和赞扬。

  

邓小平晚年仍然不忘打桥牌

  在“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这导致了桥牌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低,更不用说有多少“国手”了。“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针对桥牌事业发展停滞的问题,1978年7月,在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在我国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的建议。几位桥牌专家很快得到了消息,邓小平对此信作出了批示:“请体委考虑”。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关注下,中国的桥牌运动重新开展起来。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从1984年开始,为了推广桥牌运动,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邓小平亲自率队参加比赛,比赛共办了10届,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结束,邓小平的队伍基本上每届都是冠军,仅有一次拿了第二名。1991年10月,中国女子桥牌队在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女队回国后,邓小平为鼓励她们,亲切地接见并邀请女队员打了一场友谊赛。在这场比赛中,邓小平“叫”“打”俱佳,战胜了中国女队。在惊叹邓小平牌技的同时,女运动员们表示一定要刻苦钻研牌技,力争为祖国取得更好成绩。

  

邓小平酷爱游泳

  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可以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邓小平。1988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1993年6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合会秘书长杨小燕,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开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华国锋背着邓小平搞大规模阅兵,皆因为这个人

  【提要】1978年,华国锋为何瞒着中央军委偷偷搞大阅兵?事后遭邓小平批评的为何是苏振华上将?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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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XLW

  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远离公众视线二十七年。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他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经有酝酿,最早可以说是中共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这其中,叶剑英元帅起了举轻若重的作用。叶剑英和“四人帮”的公开对抗,可以追溯到1967年,发生在京西宾馆的会议。

  会上为维护军队稳定,反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插手军队,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帅进行抗争。叶剑英当时为此大发脾气和江青拍了桌子,震裂了小指骨,这就是着名的“三老四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在十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其他的老将老帅,再次对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抗争。然而,毛泽东把这次会议,最终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史称“二月逆流”。

  文革后期,叶剑英多次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但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叶剑英又再次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最后被迫“养病”赋闲在家。但是此刻,叶剑英仍然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而他的在军队和老干部当中的威望,使他成为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中枢。

  在此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帅又和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精彩的。

  晚年的毛泽东最终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让局势更加严峻。事后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们,已经有很多的反思。很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很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些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也更加痛恨。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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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带军队进京华国锋下令阻击

  【提要】主席去世后,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华国锋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1976年9月底,华国锋借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在后面小会议室密谈。通过商议,他们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还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出了第二套预案:利用开会将“四人帮”逐出中央,但最终并没有采取。

  华叶联手准备两套预案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确定抓捕方案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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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争取军队支持是关键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里,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四人帮”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与叶剑英取得联系。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毛主席临终前到底给了华国锋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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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 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 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资料图:毛泽东和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资料图:毛泽东和林彪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05月

21

2017

  核心: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周恩来临终前留下一个怎样的不可破解之谜呢?下面一起来了解…

  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起周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周恩来临终前留下一个怎样的不可破解之谜呢?下面一起来了解…

  30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清醒,使周恩来倍受病魔折磨的痛苦。

  上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卫士俯身细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卫士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急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

  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呜”的音在钓鱼台那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下头。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过来。”邬吉成放在电话,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去。

  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是什么?”邬吉成含泪猜想。到了305医院,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说: “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

  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自在护士值班室里默默地等待总理苏醒。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跑进来通知他:“准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可是总理没能等到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多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过地走出总理治疗小楼,在寒夜里徜徉。

  邓大姐也在那里徘徊,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很憔悴。她见到邬吉成还在苦等总理苏醒,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如果总理苏醒过来,再通知他。

  邬吉成想想也对,便向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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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

  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总理,您醒来吧,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临终前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不可破解的千古之谜!

  揭秘周恩来的六大惊人之“无”

  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出国访问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

  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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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

  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 拖病体看望康生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

  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

  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

  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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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

  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

  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

  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某开国中将军区大院内遭枪杀 周总理闻听后大怒

  导读: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倾全力整顿军队。当时,笔者在昆明军区工作,曾了解有关所说“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的情况,特作如下记述: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传出了几声枪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凶手枪杀,身上共中3弹:颈部、肩胛部和胸部各一,其中胸部一弹从心脏旁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

  暗杀发生后,周总理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谭甫仁。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周总理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后终因谭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甫仁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60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其夫人王里岩。

  在20世纪70年代,这类恶性事件绝无仅有。将军喋血,全国震惊!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儿子多年后回忆说:“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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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里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供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作为一个现役军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呢?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曾带领一个“还乡团”对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的杀人行动。后来他逃往他乡参加了解放军,改王志政为王自正。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副科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得意,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王自正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权衡之后他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

  任保卫部副科长的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如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锁取枪。王兼过多年的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于是,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里的杀人狂魔,毫不费事地从保卫部偷出了两枝手枪,而且又并不费事地就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

  谭甫仁的住宅共有5个警卫员,前门2人,后边3人。那时候“备战备荒为人民”,部队正搞“千里野营拉练”,这里的警卫员也被拉去3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凶犯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径直敲响了应该是谭甫仁居住的主卧。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见谭甫仁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谭甫仁夫人射杀。

  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里绝对安静。这枪声是惊天动地的。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的。那一晚,谭甫仁住在旁边另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便往外跑,急呼警卫员。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经打破。

        如果谭甫仁当时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甫仁身后紧追不舍。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所以他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谭甫仁的这两个警卫员为何都不开门呢?这正如周总理所说,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

  警卫员都是18岁的小伙子,莫非他们瞌睡太大?可问题是:枪声已经响了,而且首长已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至不被吵醒吧?

  真相是: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直往一只裤筒里塞。另一个警卫员则是做了非常荒唐的事情:当时他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凶手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对将军进行了射击。

  后来,经严密追查,王自正自知逃脱无望,便将枪口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枝手枪中的一枝。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调门很高,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居然发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震惊全国的事件。教训深刻啊!

          相关阅读:谭甫仁奉林彪之命打周恩来飞机的真相(凤凰网)

         流传在全国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谭甫仁受林彪之名要打周恩来飞机:那是谭甫仁死前几天,云南王谭甫仁突然接到北京密电,指示谭甫仁在某月某日,将有一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说他是云南王,是因为他担任着云南最主要的几个位置:中共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忐忑不安,因为不明不白地打下一架民航飞机有悖常理。而上级命令又不能公开违反,于是采取了退一步的战略,命令四架战斗机拦截迫降从缅甸飞向昆明的民航客机。守候在机场的谭甫仁也在指挥着下一步行动。飞机下降后出来一个人,询问是怎么回事。谭甫仁走到悬梯旁,跟着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老人,谭甫仁一见腿都软了,差点没有跪下,说:“总理好!”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还迫降我的飞机?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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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甫仁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说:“马上向中央写报告,把这件事情交待清楚!”谭甫仁彻夜不眠,他在灯下写检查,怎样把事情交代清楚。他深知已经被卷到政治斗争的最中心,如果交代不清,不仅要犯罪,还要顶上谋害周总理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他也庆幸自己没有下令打下飞机,如果那样真是死有余辜了。凌晨,谭甫仁和他的夫人竟然离奇地在昆明军区大院警卫森严的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军人在卧室内连开五枪击毙,那是林彪的死党杀人灭口。这真是一个如同惊险电影一样的版本,如果拍出来肯定比一些程式化的领袖人物的电影好看得多,但是这仅仅是民间杜撰的一个离奇故事。如果对真实的信息封锁的过死,民间的流传就会甚嚣尘上。

  父亲事后谈起谭甫仁的死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父亲说:“我也是司令员,如果大院里有个人要害我,也很难预防。外面的人想进来有难度,但是院子里的人要开枪,那就防不胜防了。”真实情况是,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党的高级将领被暗杀的恶性事件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最早知道的凶杀事件的是党办秘书邹贤玉,他马上告诉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

  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经常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幽静和保卫严密、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是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看见首长浑身是血,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王克学顿时惊呆了,也深感这将是一起会惊动毛主席、党中央的惊天大案。他本能地大喊警卫员”小李、小李!”但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王秘书跑到警卫室,两个年轻战士正呼呼睡大觉,王秘书气愤地大喊:”你们怎么睡得像头猪,快给我起来!”

  不久,警卫员小李从厕所哆哆嗦嗦地出来,原来这个军人竟然被枪声吓的躲进厕所。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调门很高,毛主席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尽管在民间耳熟能详,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会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

  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被火速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正是要害部位。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命王克学记录,自己通过一号台要了周总理的电话,当时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周总理在半夜尚未休息,周总理听到后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接到命令,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在这之前由于谭甫仁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正好是花甲之年。当鲁维善教授到达昆明的时候,谭甫仁的遗体已经盖上了白单子,不过鲁维善教授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谭甫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开国将军竟然倒在了自家院中的暗杀黑枪之下。父亲后来总结这个案件时也说过,不管怎么说,昆明军区的保卫工作还是有问题,对这类突发事件反应太迟缓,尤其不能让凶手在杀了谭甫仁后还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和平年代久了,已经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

  事情发生后,根据总理指示,昆明军区常委会开始抓紧破案。常委们至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军人,面对这起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感到从无先例。最后,主持会议的周兴感到先把枪的来源搞清,在军区大院里查枪、验枪;要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哪怕是蛛丝马迹;会议当即成立”017专案组”,也就是”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首先在现场获取了4颗59式军用手枪子弹壳。随即,军区负责验枪工作的保卫部发现两支59式手枪及20发子丢失。另外,发现现场的证据有墙根边皮革纸盒上,凶手留下了清晰的解放鞋鞋印,谭甫仁夫人王里岩倒的门框上有凶手的指印。

  但是距离破案还有相当距离,因为尚没有嫌疑人浮现。这个案子后来的突破性进展竟然来自一个13岁的小男孩儿。因为这个叫王自正的凶手于谭甫仁被害后曾经出现过,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还想杀死直接审查他的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陈汉中。他想敲开陈汉中家的门,开门的却是这个姓马的小孩儿,他在睡意朦胧中告诉王自正在另一个门。王自正知道走错了门,他直接敲陈汉中的门,无人答应。恰巧陈汉中出差,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小男孩儿已经记住凌晨5点来的这个大人是同院小朋友王冬昆的爸爸。文革中讲究”人民战争”,在发动广大群众破案方面有其优势,当然这种方法也”误伤”过很多人。其实这个名叫王自正的嫌疑人本来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境地,做为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部保密员,他不久前平职调到云南文山军分区政治部担任保卫科科长。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出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上任就被停职反省,拘押在昆明市西坝原军区联络部俘虏管理所接受审查,由保卫部陈汉中科长负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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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说:“前些天蒋总统已经对彼得罗夫大使讲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1953年,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就此作出沉痛检讨:“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蒙古高原上的中俄暗战

  作为地理名词的“蒙古”是个复杂的区域,历史上几经变迁。相对于内蒙古而言,“外蒙古”指蒙古高原北部,既包括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还涵盖了俄罗斯境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附近地带,以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科布多地区。这片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域,曾经都是中国领土。

  1660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率领下进攻外蒙,外蒙地区的宗教领袖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决定归附清王朝。其实,当时他还可以选择依靠沙俄的力量,不过库伦活佛显然不喜欢俄国人。

  他说:“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于是,在中俄两国争夺外蒙古的第一场暗战中,沙皇郁闷地落败。

  然而,农历辛亥年的炮声终结了这一切。大清帝国土崩瓦解,沙皇再次想起了外蒙古这块肥肉。1911年底,沙俄鼓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宣布独立,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沙俄当局签订了《中俄声明》,规定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外蒙古名为“自治”,实际是在沙俄势力的控制下。第二场暗战,中国输了。

  然而情况很快逆转。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俄国的皇帝也给打倒了。新上台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对于外蒙古问题,苏俄声明:“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意思是外蒙古仍然应该独立。

  这个意思在外蒙古当局看来却是不妙的信号,他们慌忙致电北京,表示不要“自治”,要求恢复前清旧制。因为外蒙古“自治”一直依赖沙俄援助,俄国人突然放手不管了,外蒙当局无法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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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高兴地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1913年的《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把外蒙古接收回来。

  1919年11月,“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成立,徐树铮率兵驻防外蒙。孙中山发电报庆贺:“徐(树铮)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好景不长,过了没几个月,段祺瑞政府下台,徐树铮被通缉,中国军队撤出库伦,外蒙局势再陷动荡。1921年3月19日,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蒙古人民党,组建了“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独立,并同蒙古上层王公势力展开激战。

  为了取胜,临时政府向苏联求助,5月,苏联红军入蒙参战,7月占领库伦,迫使蒙古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国内军阀混战,谁都顾不上管边界领土问题。等到抗战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举国抗击的头号侵略者是日本,外蒙古更成了被“遗忘”的土地。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卫星国。

  雅尔塔三巨头私分外蒙

  迫使国民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和苏联商议解决外蒙问题的,还是国民党自身——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

  两块中国领土成为苏日友好的交换条件。这一消息激怒了中国民众,蒋介石必须面对汹涌的舆论浪潮,他授意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发布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是当二战临近尾声,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重要议题。

  斯大林提出“维持外蒙古现状”,也就是继续由苏联控制外蒙,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异议。尽管这是一场没有人代表中国参加、却又涉及中国利益的会议,在美、英、苏三巨头看来,事情就算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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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只是以何种形式通知中国政府——罗斯福显然不太好意思直说,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对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了维持外蒙古现状的要求——意思是,俄国人想要外蒙古,你们看着办吧。

  蒋介石还没来得及抗议,罗斯福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1945年6月9日,他在白宫当面告诉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明确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宋子文非常震惊:“中国政府绝对不同意苏联控制中国东北。”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也提出了苏联对于外蒙古和大连、旅顺等港口的要求。

  蒋介石认为,如果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可以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港口的使用权,但外蒙古问题还需再议。

  谁去跟斯大林“再议”呢?1945年6月30日,一架飞机从重庆直飞莫斯科,机上的人除了宋子文、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国民政府外交事务专家,还有一个与苏联关系格外密切的人——蒋经国。

  他在苏联留学生活十二年,还娶了个俄国姑娘为妻。论私交,蒋家和斯大林的关系还不错。

  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机场受到热烈欢迎,蒋经国此时的身份是“首席翻译”,在日后写下的回忆录里,他记述了这次莫斯科谈判的生动细节: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莫斯科谈判,宋子文一筹莫展

  斯大林喜欢晚上开会,6月30日晚,中苏双方就进行了简短的初次会谈。宋子文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合作愿望:“孙中山先生给国民党员的遗训是,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

  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为中苏建立友好和长期的合作打下基础。”正如蒋经国的描述,斯大林起初表现得很是客气:“沙俄政府过去企图瓜分中国,现在苏联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一定可以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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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的正式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变脸了。蒋经国写道:“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他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这张纸就是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字的《雅尔塔协定》,宋子文一看斯大林开门见山,也就不客气地说:“这份协定的内容,蒋总统已经知道,我们这次就是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斯大林说:“你谈问题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宋子文说:“前些天蒋总统已经对彼得罗夫大使讲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斯大林认为中国人“别无选择”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偏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必须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才能给日本以致命打击。而且,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方的活动,也令蒋介石非常头疼——如果苏联支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但摆在宋子文面前的难题更多:日寇尚未击退,半个中国已成焦土,如果再把外蒙让给苏联,怎么向国人交代?他硬着头皮回答斯大林:“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如果丧失领土,一定会垮台的。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外蒙古?”

  “假如有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苏联就会遭受沉重打击。”斯大林说,“所以,苏联必须保卫外蒙古。”这话的含义很丰富。如果日本战败,谁会从蒙古进攻苏联?

  斯大林又进一步说:“你们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还关系到苏联在中共问题上的立场。”谈判到这里就僵住了。宋子文说:“我本人无权决定外蒙古问题,需要请示蒋总统。”“无权决定,你来干什么?”斯大林问。

  蒋经国密会斯大林据理力争

  第二天,宋子文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并建议蒋介石考虑这样几种方案:一是同苏联订约结盟,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二是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外蒙古拥有自主的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力,但不同于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

  美国人也高度关注中苏谈判,杜鲁门让国务卿贝尔纳斯向中国政府传达这样的意思:“《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的解释,未经讨论,美国认为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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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是在抓住《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的表述做文章,坚持现状是外蒙古的主权仍属于中国,斯大林则摆明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两种说法虽然描述的是相同的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却大大不同。

  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利害。既然台面上暂时谈不拢,他电告蒋经国,让他以个人名义去拜访斯大林。

  蒋经国记得,在斯大林的官邸,当时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坚持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打败,反而把外蒙古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抗战的意义何在?我们的国民,一定会骂我们卖国。”

  既然是私人场合,斯大林也少了很多外交辞令,很直白地告诉蒋经国:“你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你要知道,今天不是我求你,是你来求我帮忙。如果你们有力量打败日本人,我当然不会说什么。但是你没有力量,讲这些话就是废话。”

  蒋经国说:“你不用担心外蒙古威胁苏联的安全,日本战败后,不会再爬起来。能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只有中国,但我们现在可以结盟,中国保证至少三十年同苏联友好。你也知道,就算中国想打苏联,也没有能力。”

  斯大林摇头:“你错了。第一,就算日本败了,这个民族也不会消灭,如果美国人接管日本,不出五年时间,日本就会爬起来。”

  蒋经国说:“那要是苏联接管日本呢?”

  “我来管的话,也不过再推迟五年。”斯大林继续说:“第二,中国现在是没有力量来打我们,但是只要中国统一,你们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你说要结盟,我现在不当你是外交人员,坦白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经国一时无语。斯大林接着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就算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通过外蒙古来打苏联,不等于没有其他力量这样做。”“美国?”蒋经国问。“当然。”斯大林毫不犹豫。

  蒋经国心想,你跟美国人在雅尔塔签约,占了好大便宜,却还把美国看成敌人。中国在你眼中,更是潜在的对手。这样的心态,真没什么道理好讲了。

  中苏签约,同意外蒙独立

  跟斯大林谈完,蒋经国又去找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也劝中国政府妥协:“外蒙古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国政府只是需要承认既成事实。如果中国坚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

  彼得罗夫说的没错,一直到7月9日,双方谈到第四回合,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一直非常强硬。无奈,在请示蒋介石后,宋子文得到了这样的指示: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

  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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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决定妥协了,他提出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

  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的回忆录里,对蒋介石的此番指示有补充说明,即蒋介石所说的“同意外蒙古独立”,必须经过公民投票,且是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无论如何,脸面总是要的。

  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代表中国签署了这份条约。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条约既成,之后的事情就无可挽回了。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蒋叮嘱雷:“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而雷法章事后描述他所“观察”到的投票情况:“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投票结果显示,共计49万选民,98%参加投票,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

  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唯一一次反对票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他对斯大林没有信守“不援助共产党”的承诺耿耿于怀。1952年,蒋介石一纸诉状告到联合国,指责苏联违约,要求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联合国确认苏联违背了条约规定,裁定条约无效。

  1953年,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就此作出沉痛检讨:“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

  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可此时的国民党,早已无力收回外蒙古。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份条约也不得不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1955年8月,有18个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其中就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美苏两国已经达成默契的意见。

  然而此时,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合法席位仍属台湾当局,蒋介石终于有了“出口气”的机会,投票前他就坚定表示,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

  这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赶紧致信蒋介石,建议他不要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可以不投赞成票,弃权即可……这对我们双方都十分重要。”

  蒋介石没有同意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眼看投票日期临近,艾森豪威尔再次给蒋介石写信,声称蒋如果“滥用否决权,将是对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意愿的对抗”。

  这种警告式的口吻激怒了蒋介石,第二天蒋就发布声明,宣布要投反对票,并且说到做到——在1955年12月1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由于中国投下的反对票,蒙古没能如愿加入联合国。

  蒙古“入联”是在1961年。这一年,迫于国际压力,尤其是在与大陆政权争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形势下,台湾当局妥协了,没有参加这一年的大会投票。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蒙古加入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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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记载: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于是,“姓名不详”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就成了待解之谜。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史料根据是中共六大期间形成的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大会期间,周恩来作关于共产党组织问题的报告。

  可能是为报告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代表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并形成了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下文简称《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这个文件是手写的,没有署名。

  根据这个文件,可以推断,当时聚集在莫斯科的六大代表分别出席了相应的会议,确定前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出席二大的代表及相关人员,一起回忆、讨论并确定了二大的代表名单。六大距二大只有6年,时间并不很长;而且,当时的代表都是青壮年,记忆力尚好,经过集体讨论,拿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代表名单并不是特别困难。

  因此,《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二大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有专家这样评论:“这一文件可以作为有关中共二大代表问题的重要一手资料看待,较之此后一些当事人的个别回忆可靠得多。如果没有更权威的一手资料,该文件中所列的12名二大代表名单中任何一人的代表资格决不能轻易否定。”

  但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中提供的二大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的名单不同。相比较,唯一的区别是后者少了毛泽东的名字,多了“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既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二大代表的名单是依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而来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表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解读与研判出现了偏差。

  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解读与研判有两种,一种认为是代表名单,一种认为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下文简称与会名单——笔者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有若干代表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加代表大会,因此就有了代表名单和与会名单的区分。

  笔者认为,《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二大代表名单。理由如下:1、这份文献的名称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顾名思义,收入文献的应该是代表名单,而非与会名单。2、按照惯例,历次代表大会存档或公布的都是代表名单。比如刚刚召开的十八大,对外公布的就是代表名单。3、名单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大家知道,毛泽东没有参加二大,但他是二大的代表。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而且确实收到会议的通知。把毛泽东收入名单,更说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代表名单,而不是与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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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视为二大代表名单,那么,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表述应该这样:大会代表有12人。11人参加会议,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毛泽东因故缺席。

  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把《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视为与会名单,而非代表名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着者实际上就是这种理解,并因而纠结:一方面,必须沿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12人之说,因为,这是唯一的关于二大代表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这个文献却出现了没有出席会议的毛泽东的名字。

  由于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存在着误读,认为它是与会名单,而非代表名单,因此,一旦历史事实与历史文献发生矛盾,一定认为是历史文献错了,于是轻率地将毛泽东的名字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名单上拿下。将毛泽东的名字拿了下来,12人就少了一人,于是出现“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说法。

  两种解读与研判,笔者认为,第一种解读是正确的,因为它尊重《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权威性,并能自圆其说;而第二种解读是错误的,因为它轻率地改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内容,因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并产生“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添足之笔。

  毛主席警卫奉孝同隐姓埋名半个世纪,有何隐情

  【提要】他叫奉孝同,是一个82岁的老人 ,他曾担任毛主席警卫员,是什么原因让他甘愿隐居在深山54年?他的身份又是怎样被发现的?他又保留着什么秘密呢?

  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因其近乎与世隔绝的环境,曾被人考证为古桃花源遗址。奉孝同,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农,在这世外桃源耕作54年,2012年12月12日,保守了毛主席警卫身份秘密54年的奉孝同,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县城。

  12月18日,湖南省湘潭市,曾做过5年毛泽东贴身警卫的老兵奉孝同,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了却夙愿。奉孝同1958年复员回乡在深山劳作,从未透露自己毛泽东警卫的身份。 图为奉孝同向毛泽东铜像敬礼。

  “我没有为人民作贡献,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了”

  12月13日上午,在新化县一家医院病房,记者见到了奉孝同。

  上午9时,阴沉的天空透出冬日的寒意,老人已经起床多时。奉孝同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西服,一双昨天刚穿的黑色皮鞋显得格外锃亮。鞋是好心人送的,西服只有照相时才穿。老人简朴的装束下,一副布满皱纹的方脸,更衬托出老军人的英气。

  “我没有为人民作贡献,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了。”没等说完来意,奉孝同已从病床站起,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握住记者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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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行人员为老人准备了一杯稀饭一个煮鸡蛋做早餐。老人自己插好吸管喝起稀饭,记者为老人剥开了鸡蛋壳。“很好吃,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老人连声道谢。这份早餐对于常年在农村的奉孝同来说,已是奢侈。

  “今年旱得厉害,家里3块田收了700斤水稻。”奉孝同对于水田的收成记得清清楚楚,这都是他亲自下田播种、插秧、收割来的。“有几块林地,具体有几亩就不清楚了。”

  62年前,23岁的奉孝同,激荡着热血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1953年,高大英俊、素质过硬、表现优异的奉孝同被选中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成为毛主席的警卫。

  12月18日,湖南省湘潭市,曾做过5年毛泽东贴身警卫的老兵奉孝同,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了却夙愿。奉孝同和武警韶山警卫中队的战士一一握手。

  警卫团的几年,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他先后被授予执勤能手、技术能手、一级射击能手等荣誉称号。除了练军事技能,主席还给他们加派了读书的特殊任务。只读过三年初小的奉孝同,坚持认字学习,最后能写信读报看文件了。

  1958年2月,“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奉孝同再次响应号召,从北京回到湖南老家闭塞贫困的大山里,和妻子一起上山下地。

  “毛主席叫我们讲真话,你要向他老人家学习”

  12月13日上午10时,奉孝同的外孙女奉连花从湘潭来看外公。这位和外公一起生活了17年的外孙女一直喊外公做爷爷。“从小爷爷就教我们要讲真话,他说毛主席叫我们讲真话,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在奉连花的记忆中,爷爷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现在,奉连花和丈夫育有一儿一女,过着平凡打工者的生活。

  1959年,公社公布了“放卫星”奖励标准,每亩报数收获600斤奖白酒4两,每多收100斤谷,奖二两白酒。奉孝同当众说:“宁可实事求是,不可喝这‘空肚’白酒!”当场挨了批评。

  出于严守纪律需要,部队要求他复员后不能泄露自己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经历。奉孝同严守纪律,退伍回乡后从没有把自己特殊的身份告诉过父老乡亲,镇里的干部也只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

  奉孝同和今年72岁的老伴王云欢现在还住在一栋残破的老木屋内,两人生育了3个女孩,分别取名奉庆玲、奉美玲、奉福玲。1984年,16岁的奉福玲被人从 家门口骗走,后来死在海南,奉孝同一家因无力支付路费,连女儿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奉美玲远嫁外县,每年回家探亲一次。奉庆玲因患怪病离异后,带着一男一女 回娘家定居,其儿子奉光兴,于2004年10月20日不幸去世。奉庆玲的女儿奉连花出嫁后,奉家就只剩下这对老夫妻和残疾的奉庆玲相依为命。

  12月18日,湖南省湘潭市,曾做过5年毛泽东贴身警卫的老兵奉孝同,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了却夙愿。奉孝同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韶山。

  “不能讲,部队有纪律,毛主席也叮嘱过。”当问及老人为什么不以主席警卫的身份向组织提要求时,奉孝同连连摆手。

  2005年,新化县民政局给予奉孝同每月510元的优抚补贴,村里给落实了一口人的低保补贴。今天,奉孝同一家3口都享受到了农村低保,老人每月已有55元的老年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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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韶山和北京看看”

  12月12日晚,奉孝同的老伴王云欢因突发脑溢血,送进新化县人民医院急救。奉孝同因无人照顾,被接进了新化县仁泰医院的VIP病房。在此之前,女儿奉庆玲也在这家医院治病。

  本以为将永久保守毛主席警卫身份秘密的奉孝同,不曾想到在医院医护人员送女儿回家路上,女儿无意间“泄密”,让奉孝同毫无准备地以毛主席警卫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很多好心人开始向他伸出援手,他终于有了提自己心愿的机会。

  记者问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是什么?奉孝同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给毛主席当警卫。”问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他说,“把自己与毛主席的合影弄丢了,离开毛主席之后再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

  奉孝同的事迹传开后,新化县委高度重视,县委书记胡忠威亲自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看望,奉孝同说出了埋在心中许久的三个愿望:“希望女儿的病能治好;去韶山,到毛主席家里看看;去北京,看看毛主席遗容。”

  许多和奉孝同素不相识的人,也被老人感动了。祁东县河洲镇定山村一位种枣的农民雷谏声说:奉老的心愿理应得到满足,近日收到枣款后,将着力促成老人去北京。

  这四本内页泛黄的日记记载了奉孝同服役的经历

  目前,省地税局、新化精英野战俱乐部、骑乐无穷自行车俱乐部等单位的爱心人士对奉孝同老人的捐款已达2万余元。韶山管理局也表示,愿意早日达成老人的心愿。

  记者手记:奉孝同的另类选择

  要不是大女儿奉庆龄住院期间缺钱治病,奉孝同的秘密或许将永远湮没在山头的雾霭云岚中。

  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惊险的经历,但这位老人依然值得人们尊重。54年来,他坚守军人的机密,将当年的光荣深藏在心底,只把自己当成最普通最平凡的山野农夫。只有那些渐渐发黄与褪色的纪念章、荣誉证书和日记本,陪伴着他,安慰着他。

  拥有这样优质的“资本”、高调的“资历”、堪称丰富的“资源”,奉孝同却选择低调一生,自甘清贫。他从不想要依靠它们去获取什么,得到什么,再苦再难也自己默默扛。

  奉孝同54年来的选择,在今天也许会被许多人认为太“傻”,太“蠢”,是“自讨苦吃”。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见惯了太多“聪明人”的“聪明”,哪怕只稍稍 沾上一丁点“资源”、“资历”之边,也要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但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恰恰是奉孝同这样另类的“傻”。因为这样的“傻”,深藏着一种朴素 而踏实的人生信念与生命力量。

  坚强的老人一直把他的痛苦埋在心里,但我们的社会,如何才不让这样有过功勋、勤劳实在的老人掩痛而泣?能否帮助老人实现他朴素而真切的心愿?但愿,老人不会等得太久。

  身边工作人员揭秘“毛泽东临终也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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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他暗想: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说不出是什么道理,但这的确是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发生的事。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人也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居室立刻传出了欢笑声。

  这次生日,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田师傅正在电话机边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 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田师傅接起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

  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厨具来到毛泽东的厨房。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

  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他暗想: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说不出是什么道理,但这的确是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发生的事。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 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他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吃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用 勺舀汤喝,不让别人帮忙。

  毛泽东的这个生日,金日成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毛泽东主席长寿”几个字

  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它的你们分着吃吧。”在分享中,毛泽东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拒见儿子毛岸青?真相惊人

  【提要】毛泽东一生有十个子女,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幸存的也只有毛岸青、李敏与李讷三个子女了。尤其是他与毛岸青之间的父子之情尤为悲怆!毛泽东的离世前刻,毛岸青都未能与给父亲送终。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拒见儿子毛岸青?真相惊人

  也许是“高处不胜寒”,他曾多次叮嘱自己的子女“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毛泽东一生有十个子女,在那个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幸存的也只有毛岸青、李敏与李讷三个子女了。尽管毛泽东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爱和痛苦的伟大的父亲。尽管他心系苍生,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可他把这常人难以承载的苦痛埋藏心底深处。

  波澜不惊,云展云舒,只是表象,尤其是他与毛岸青之间的父子之情尤为悲怆!也许正是因为毛泽东建国后很少再与毛岸青相聚,甚至后来他多次拒见自己的儿子,包括毛泽东的离世前刻,毛岸青都未能与给父亲送终,才造成毛岸青的生平履历终生未能与世人所知。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拒见儿子毛岸青?真相惊人

  2007年3月,随着毛岸青的去世,“人们方才惊觉,对这位伟人的儿子竟有些陌生。陌生到不知他长什么样,不知他生前在做什么事情,不知他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生。许多人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去多关注他一些、多留意他一些呢?”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回头再拨历史迷雾,更令人迷惑重重。既然毛泽东非常痛爱自己的子女,为什么后来他始终不愿再见到毛岸青呢?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可能是毛泽东不太喜欢这个儿子。笔者不赞成这个说法,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后来尤其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儿子的生活居行与个人安危。曾任毛泽东最后一位内务工作的吴连登曾指出,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毛岸青曾和父亲短暂地在中南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主席非常疼爱这个儿子。后来毛岸青搬到了西山并一直住在那里。毛岸青和父亲的联系多是通过电话,而毛泽东也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询问有关岸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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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个人多年对毛泽东个人的潜心研究,总结出他们父子之间后来始终未能相聚,离不开下面几个因素:

  一.见到毛岸青,毛泽东自然会想起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这是毛泽东最想回避的亲情苦累。

  杨开慧是毛泽东终生的挚爱,不幸的是杨开慧因为拒绝抨击自己的丈夫而惨遭湖南军阀何键捕杀。回想夫妻之情,毛泽东答李淑一词曰:

  我失骄杨 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 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但自母亲就义后,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龙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和安排下,秘密转移至上海,不久毛岸龙因病早逝。由于一则想念杨开慧,一则为儿子安危着想,毛泽东让次子改名叫“杨永寿”。直到20年后,父子始得重逢。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拒见儿子毛岸青?真相惊人

  后来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这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每每一见到毛岸青,他的心如刀绞。伟人毕竟也有最脆弱的一面,这种苦痛始终折磨着他。

  二.出于对毛岸青的不幸的苦难生活历程的同情与内疚,毛泽东痛定思痛,选择回避。

  失去母爱后,毛岸英三兄弟跟随外婆向振熙生活。不久,远在上海的叔父毛泽民将孩子送至上海。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颠沛流离,二人饱受生活艰辛之苦。“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正是,在这一时期,毛岸青由于被人殴打,留下身心的苦痛。

  毛泽东深知在他的所有子女中,二儿子无疑是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命运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别眷顾,相反却给了他很多苦难。所以,领袖对他深表同情与内疚,心里凄然一片。

  三.“高处不胜寒”,毛泽东多次叮嘱自己的子女“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远离政治”。

  尤其是针对儿子毛岸青,他想法让他低调处事,远离政治生活。 毛泽东当年写给岸青的信中不忘谆谆告诫:“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尤其是十年文革,毛岸青选择了朴实低调,沉默寡言,人们从伟人这封家信里读懂了毛泽东,也读懂了毛岸青。

  事实证明,父亲的苦心,毛岸青深为理解并甘心接受。他们依旧敬重和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东逝世多年,毛岸青和夫人邵华怀着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先后共同主编了纪念文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来缅怀慈父的丰功伟绩。

  四.江青与毛岸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使毛泽东选择保护他的儿子。

  毛泽东晚年为何多次拒见儿子毛岸青?真相惊人

  五.毛岸青本人深为理解毛泽东的苦心,他秉持毛泽东家训,选择低调做人,无怨无悔。

  毛岸青一生中,命途多舛。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用父亲的光环为自己脸上贴金。他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风风光光亮相,亦不为媒体上趋名求利,他仅仅是按照他父亲的家训,默默走完人生历程。

  沉默,并不代表他很平庸。他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05月

21

2017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怎么敢在那样的情势下公然唱反调?

  1940年,新四军鄂豫边区领导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朱理治、郑绍文、陈少敏、刘少卿、李先念。史沫特莱 摄

  1968年11月1日,干冷的北风吹得北京城格外寒冷。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萧瑟的寒风中,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党籍……”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与任国桢

  “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1928年入党,是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她是带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陈少敏成了冲击对象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解放后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少敏(中间蓝衣者)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很愤慨,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新四军时期的陈少敏(左一)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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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有1人未举手 胡耀邦都佩服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怎么敢在那样的情势下公然唱反调?

  1968年11月1日,干冷的北风吹得北京城格外寒冷。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萧瑟的寒风中,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党籍……”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1928年入党,是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她是带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很愤慨,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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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话致哪位领导人威望受损?

  核心提示:他(刘少奇)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

  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

  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

  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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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

  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

  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

  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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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

  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

  症结就是对“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宁‘左’勿右”,因而不断向“左”,再向“左”。

  是“左”还是右?这是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没有勇气触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来的风浪,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

  这一点,刘少奇也是直言不讳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

  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

  “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

  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

  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

  ……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都是路线性错误,二者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联系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或高或低,就说是“左”或者右,“这也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这往往是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刘少奇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刘少奇提出,“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运动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这样。”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足,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刘少奇更深一步地触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点错误的深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关系的。

  刘少奇的确感觉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把彭真所讲的“每个人都犯错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不仅仅是认识错误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错误的根源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们由衷地对刘少奇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刘少奇在大多数人那里得了满分。

  当然,刘少奇的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口味吗?他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这些批评和质疑,可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会这么看吗?不一定。

  后来毛泽东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一张“大字报”,专门“联系”到了“1962年的右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得更直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因此,仍然有一些“聪明”人,自认为“曲高和寡”,抓住了刘少奇讲话的“漏洞”,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弹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这个人就是后来吃“大亏”的林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冯来刚着,辽宁人民出版)

 

05月

21

2017

  张学良(少帅)在1991年7月26日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一扫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作法,对他的老长官猛烈开炮,而且炮火猛烈。

  多年的幽禁生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难生好感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曾写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悼蒋,并称蒋对他是“白粉知己”,但在4800页的口述历史中,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这显然是少帅整部口述历史记录最凸出也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点。

  评价一:

  他对台湾没有贡献,不如蒋经国

  

多年的幽禁生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难生好感

  张学良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是获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他把旁人枪毙了,把陈仪枪毙了。”张说:“要说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我承认。蒋先生有什么贡献?”“北伐、黄埔学校,没有旁的。”“我主张抗日的。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

  '评价二:

  蒋介石思想陈旧,是完全的自我主义

  

多年的幽禁生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难生好感

  张学良说:“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要(是)有机会,他真能(会)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了。”少帅表示:“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少帅说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评价三:

  他想当皇帝但没有袁世凯的魄力大

 

  年轻时期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过去盛传少帅看了蒋介石西安日记,而大受感动,“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少帅批评蒋介石唯我独尊,一定失败,他说:“蒋先生什么都没有,蒋经国还留下点东西,蒋先生留下什么?没有。”又说:“蒋先生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皇帝,他也想当皇帝,(但)袁还是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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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谈蒋介石丢失大陆:主要坏在这两个人身上

  【导读】我批评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戴笠,一个是何应钦。蒋先生要是放松点,把那些杂牌军队都接收过来,就不至于这样了。

张学良(左)与吕正操亲切交谈

 

  “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

  谈到“二二八”事件,张学良摇着头说:“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也搞‘五子登科’,不是人干的事都干出来了,硬是把台湾人逼反了,我在台湾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指国民党)就完蛋了。”“现在台湾仍有些人叫喊台独,搞什么台独?搞台独的那种机会早已过去了。”

  吕对张说:“这些‘中国人’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是蒋家军。如果是我们的军队过去,老百姓不会反感。”

  两人谈到东北籍东北军中的一些知名人士。谈到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

  吕说:“黄显声在锦州那会儿就跟共产党员刘澜波、宋黎有联系,把警察部队改编成骑二师,跟日本人打,那支部队里就有共产党员,后来在重庆跟杨虎城一起被杀。他本来可以早些走,周总理已经通知他,说戴笠的特务要抓他,叫他赶紧走,连怎么走的路线都说好了,他耽误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抓住了。在狱中,他本有许多机会逃出来。他说,我光明正大,他们怎么抓我的,就怎么放我。蒋介石怎么能放过他呢?”张学良感叹:“他死得惨。”

  张的四弟张学思抗战时期,曾在吕的部队当过参谋处长,作风严谨,工作一直很出色。“文革”中,他与吕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东北反党集团”成员,被关在一起。张学思也很有股硬劲儿,死不低头,一天到晚生气,一生气就抽烟,一根接一根,后来被迫害致死。张学良沉吟了半天,慢慢地说:“他不知道忍耐。顺境可以,逆境就受不了。我是,你明天枪毙我,今天照样睡大觉。”又说:“我有一句话,曾跟年轻人说过,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说起阎宝航,张夸奖说:“他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当时阎宝航已是共产党员,在合法身份掩护下,活动于国民党要员之间,为党搜集情报,保护并营救了不少革命同志。

   说起缪徵流,吕说:“在东北军时,他当师长,我当团长。他思想太落后了。我部队抓的人杀不杀,他也要先相个面。”

  张说:“他还健在,东北人都不愿见他。他起来全是我提拔的,他有个叔叔在内地打仗时阵亡了。我很器重他,送他到讲武堂念书,你从讲武堂出来时,我本来不让你带兵,你一再要求到部队去,他也愿意把你拉过去。他这个人开始很不错,听说后来到了南边有些毛病,跟日本人勾结。现在东北人都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帮助别人打东北人。他也住在北投,跟我很近,原来我想跟他来往,他信了佛教,慢慢就不来往了。因为他儿子信基督教,他骂他儿子。我认为,这个人现在恐怕神经不正常,不走正道。什么相面、算卦,我才不信那玩艺儿!”

  “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

  张学良又给吕介绍了许多台湾的情况。谈了他对国民党新老人物的看法。谈到蒋家,张说:“现在蒋家的势力过去了。”

  以前我对蒋先生很尊敬,后来发现他有好些事很不地道,那时我们部队不准招兵,可是他让胡宗南招兵。他的手令我都看见了,还要胡宗南不要旁人知道,这样哪行?我批评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戴笠,一个是何应钦。蒋先生要是放松点,把那些杂牌军队都接收过来,就不至于这样了。

  蒋夫人非常聪明,这个人很厉害,开始的时候,她很想当国民党的主席。

  蒋纬国这个人可没多大作用,我跟他很熟,这个人有点神经不正常。你听他说话,他连自己是谁的儿子都不知道。他本来有背景、有地位,要是神经正常何必这么做呢?

  蒋孝武这个人还算有点出息,他相当聪明;章孝严是“外交部”的次长,这个人好厉害,很有能力;章孝慈,那个在学校教书的,没有多大能力(指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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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台湾当局的核心人物李登辉与郝柏村时,张说:“我的看法,他俩能合作,台湾不会出什么问题。李登辉是相当爱国的人,不像蒋家,自私自利,李是相当有头脑的,决不会把国家破坏的;这个人我看不是台独,他是个学者,基督徒,我看他很尊重人,很会用人。郝柏村这个人好厉害,军人对他非常崇拜,他脑子是反共的。”吕不同意张的观点,当即指出:“李登辉是跟台独搅在一起的,表面上好像不那么反共,骨子里却支持台独;郝柏村虽然坚决反共,但他主张祖国统一。”

  “假设哪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

  张很关心祖国的统一。他说:“我看,大陆与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总不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如何统一?台湾说我是正统,大陆说我是正统,这个事情是最难解决的。”

  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张说:“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不能说这个是‘中华民国’,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能保存两个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台湾不能还挂青天白日旗。大陆为什么就不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呢?”

  吕告诉他:“是两种制度,政府不能搞两个,台湾是特别行政区。但是有一条,我们现在不能放弃武力收回台湾这一手段。对台湾人民来说,我们不想用武力,不过台湾要是有外敌入侵,或是搞台湾独立,共产党决不能坐视不管。若放弃了使用武力,岂不是束缚了自己手脚,给外来势力、台独分子以可乘之机。”

  张将军说:“这我能理解。不过,我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我跟郝柏村很熟,我知道台湾的武力还是有的,当然空军是不行的,但地面的武装是有相当力量的。”“台湾这么小,大陆那么大,大陆的军队真的打过来了,台湾肯定顶不住,可是一场苦战,双方互有伤亡,都是中国人,真是冤枉。台湾的经济力量不小,要把它毁灭了是很可惜的。”吕说:“我们也不希望中国人自己相互残杀,就等于你过去的主张———和平统一,振兴中华。”

  张将军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点力量。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我这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我是一个在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我真是主张国家和平统一的,我不喜欢两岸打起来。我很欣慰的是,现在海峡两岸敌对的意思取消了,假使哪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

  张将军表示,他与李登辉私交不错,都是基督徒,彼此可以讲实话。他回台湾后,要直接和李登辉讲明在纽约与吕见面的情况,转述“一国两制”的政策。他说:“我不能替李做主,也做不了主。但可原原本本地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李。听不听在他。”

  张问吕,对台湾有什么话,他可以带回去,吕说:“别的一时谈不拢,但望早日实现‘三通’。”吕希望张今后在海峡两岸多走走,常来常往,张表示赞同,说:“我也愿意跟大陆的中枢诸公认识认识,不但邓小平,就是后继的江泽民,我也想认识认识。也许将来两方面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纽约三次会晤,虽未免短暂、仓促,但张将军与吕无所不谈,涉猎颇多。临分手时,张将军依依不舍地告诉吕,他也许会去洛杉矶与美国总统布什见面,但他不能等,因为他有自己的安排。如果成行的话,希望在洛杉矶再次相聚。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将军未去与布什会面。6月25日,张将军结束了105天的旅游探亲,与夫人返回台湾。不久,他托人给吕捎来口信:“因眼疾好转,近日不会回大陆治病。”1992年11月30日,张学良又托其侄女张闾蘅带信给吕:

  正操弟惠鉴:

  由美返台,一切尚好,惟耳觉、视力大为退化,九一老人,能如此已知足矣。

  请代向中枢诸公问候。

  张学良再拜上

  十一月三十日于台北

  (本文原注释:当时李登辉刚上台不久,其台独面目尚未败露,他的两面派手腕确实蒙蔽了一些人,张学良也不例外;加之又是李登辉上台后批准张赴美探亲,张有感恩之情,对李有好感。在对李登辉的看法上,张与吕还争论了一番。在李登辉的台独面目进一步暴露后,张学良即离开台湾赴美定居,并把房产卖掉,书籍送给东海大学,家具赠给亲友。声明永远不回台湾,但没有放弃回大陆的念头。人们谈到张定居美国的原因:如气候环境和老朋友们先后故去、其亲属大都在美国定居等,显然是不全面的。他在台湾生活了数十年,怎么一下就突然感到气候不适合了?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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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失败的真相:张学良被囚50年才敢说

  【导读】“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

  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张学良与蒋介石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

  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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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

  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

  “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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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

  “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05月

21

2017

  核心: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经周恩来提议后又加上江青。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秘书”。那刘少奇为何要枪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经周恩来提议后又加上江青。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秘书”。在这五大秘书中,陈伯达和胡乔木是政治秘书,田家英是日常秘书,江青是生活秘书,叶子龙是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的职责,主要是拆阅、处理送到毛泽东处的有关文件和重要信件,经过筛选后加上标题送给毛泽东批阅。毛泽东传出去的文件和信件,也要经由机要秘书送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机要秘书具备很强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能力。

  晚年毛泽东曾对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

  1962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找叶子龙谈话,劝叶子龙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二十几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认真工作。”最后不无伤感地说:“你自由了,我还要坚守阵地。你我一起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说了。”一番长谈后,叶子龙告别而去。毛泽东破例送他到门外,还主动提出与他照相。这是27年秘书生涯中,叶子龙第一次与毛泽东单独照相,显然,也是最后一次了。

  在那以后,叶子龙就离开了中南海,再没回去过。

  从性格上来说,叶子龙是个实诚而重感情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被长期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或许正因为此,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他的结局最好。既不像田家英那样壮年身死,也不像胡乔木那样被几度打入“冷宫”,更不像陈伯达、江青那样身败名裂,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毛泽东无关。

  叶子龙从中南海离开后,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当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叶子龙的心理难免有不平衡之处。实在想不通了,就跟别人发了几句牢骚。不知怎么搞的,这些话被彭真知道了。政治局开会时,彭真在会上顺口说笑了一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问是谁,彭真回答说是叶子龙。刘少奇勃然大怒,要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而且还重复了一遍。在场的人都愣了。后来,彭真赶紧让叶子龙作检讨。刘少奇看了检讨,没说什么,也没做批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党内二号人物之尊,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揭发、批斗刘少奇的狂潮。按照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曾差点被刘少奇“枪毙”的叶子龙,如果站出来“反戈一击”,检举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以他掌握的资料,没准能够立功过关呢。但当时因“秘密录音”案件也在接受审查的叶子龙不但没有“反戈一击”,还仗义执言,“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制造的刘少奇之冤波及而受批斗,被冠称为“梅花党的党魁”,并以罪名“美国特务”从1967年7月中旬起在秦城监狱入狱。1978年12月22日,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王光美终于获释。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个去看望她的居然是叶子龙。在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叶子龙的这种做法让王光美感动不已——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叶子龙走后,王光美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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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龙对王光美说,他特别感谢刘少奇同志的“斥责”。“我记了一辈子,记一辈子毛主席对我的好处、对我的恩情,我怎么可以发牢骚呢?不就是找骂?”临走前,叶子龙又说,“我还想说一句话,如果少奇同志活着听见,可能还饶不了我:毛主席最错误、最不该的,就是最后这样对待少奇同志!为这句话,枪毙我都认了!当面对你说出这句话,我心里痛快了。”

  刘少奇地下有知,该做何种感想?毛泽东地下有知,又该做何种感想?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 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自此刘少奇党内二把手的地位下降到了第八位。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由此掀开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

  通过以上两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不难看出刘少奇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照片上显示红卫兵小将正在为毛泽东带袖章,其他领导人均已带上袖章,唯独刘少奇未带。中央领导人人人手持红宝书,连邓小平都不例外,他刘少奇竟然两手空空不拿毛主席语录。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最早出自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大清洗时期写的同名檄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在文革中又被改成“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本博秦全耀发现,这两张照片告诉人们:刘少奇似乎要和毛主席死磕,不肯投降。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

  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

  朝鲜问题,以下为文字实录:

  3月8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几位解放军代表就安理会制裁朝鲜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怎么看安理会制裁朝鲜?

  刘源:联合国不都有一个统一的制裁的决议吗,我们中国也是同意的。

  记者:您觉得朝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刘源:几方面都是不愿意打仗的,哪个方面哪个国家,朝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保,他是为了自保所以才摆出一种好像好战的姿态,他实际上也是对抗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动作。

  记者:您觉得朝鲜会有更过激的做法吗?

  刘源:这很难预测的,但是我想和平还是主流,和平发展是主流。

  记者:怎么看安理会制裁朝鲜?

  黄跃进: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中国的决定。

  刘成军:制裁是应该的,但愿能对朝鲜半岛和平能起到作用,能不能起到作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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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美谈刘少奇:毛主席对他不满 但没想要整死  我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认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

  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

  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 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

  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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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

  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

  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

  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

  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站不起来。

  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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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

  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

  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

  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

  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念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1963年刘少奇因何称“毛主席那套不行再搞要亡国”?1963年5月杭州小型会议以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在运动试点中,大多数试点的情况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经济退赔普遍偏严等。

  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在九月工作会议上,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规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向全体群众宣读两个“十条”,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的范围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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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看得非常严重。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8月16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及中央写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议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即进行大兵团作战。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初是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8月18日,毛泽东复信:“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但随着各地反映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逐渐改变了看法

  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谈话,了解到华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按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毛泽东当场向秘书吩咐,说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开会。并说:“到北京开会,你(李雪峰)带几个人去好助威呀,到北京打一仗。也许你们打赢,也许打败,打败也不要紧。文件缓发,何必急,急什么。”

  出门上车后,毛泽东又说:“也可以写活点,何必一个样?你(李雪峰)还是带几个人去,助助你的威么。”26日,刘少奇从南方回京。

  27日,即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笳回忆,刘少奇同志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另外,田家英跟随刘少奇赴广州修改《后十条》时,在飞机上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即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点,但刘少奇在主持修改《后十条》时并未采纳。8月份的大区书记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毛泽东也没再提出不同意见。

  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

  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应该说,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方法,而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不行了,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05月

21

2017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刚刚经历了被史学家成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再加上“四人帮”人为的破坏和干扰 ,国家的正常运转遭到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沉重打击,已经频临崩溃的边缘。国计民生已经不能正常维持和保障,人民群众真可谓到了民不聊生衣食无着的境地。

  各行各业毫不例外遭到空前浩劫,到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处于简单的维持状态。整个社会都处在无序和动乱之中。人们普遍渴望稳定渴望发展,渴望着能够改变这一切。总之人心思变已成为当时社会涌动的一股强大暗流。

  一九七七年秋天,党中央顺应民意恢复了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临危受命的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国家和军队工作。怎么样才能富国强兵被小平同志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在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果断的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拨乱反正引领我国经济社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十年动乱和长期的政治斗争给我国方方面面造成的伤害巨大,在这样的摊子上起步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有三千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也只有五百多亿元人民币,当年国防费投入也只有区区一百六十亿元,当时军队员额为五百万人,窘境由此可见,能够维持也就算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发展。根据当时状况要实现富国强兵谈何容易,鱼和熊掌兼得做不到啊,小平同志陷入了深思。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要想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然而发展经济必须全力以赴,集中全部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否则经济国防均不会成功。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战时经济模式去发展,必然搞垮我国经济并危及我国政体。纵观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世界上美苏两霸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军备竞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以“北约”“华约”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中东等地剑拔弩张,双方核及常规力量都达到了空前的战略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否则会失去在东西方对抗中的战略平衡。再者就当时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而言出现一定时期的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准确的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后得出如下结论:短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军队要忍耐,要树立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并号召全军积极参加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当时军队内部有很多同志想不通,不少人认为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军队建设会迎来大发展的想法落空了。小平同志多次给军队的同志讲:等过上十年或许更长一点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军队的事情就好办了,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从此军队进入了漫长的忍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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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我国处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经济建设开始加速,中央还适时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在一九八零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国家经济也正式由战时经济转入正常发展轨道。全国上下同心同德集中全部精力资源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消失了,各种政治争论也开始减少了。国家已很少增加对国防和军队的拨款,军队本身也进行了数次精简整编以求节约经费。员额从最高水平的600万减少到现在的230万左右。当时很多军用机场港口码头向地方开放转为军民两用,相当一部分国防工业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当时叫军转民项目),一部分军队动用装备车辆技术和物资直接参加和支持经济建设。

 

  这些措施确保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左右,实现了小平同志我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设想。我国经济发展由此步入了快车道,到一九九零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319.5亿元人民币,到二零零零年末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215.3亿元人民币,全国财政收入也由一九八零年的105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3395亿元人民币,增长近13倍,我国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在这期间由于军队建设被迫让位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对国防和军队的投入严重不足,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严重滞后。官兵待遇在全世界范围内属最低水平,装备建设长期徘徊不前,就连我们引以自豪的强大步兵实际上还处于徒步和骡马状态,被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远远抛在后面。中国军队已经沦落到不能应对一般强度战争的地步。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一是受海湾战争的启发,二是根据国力的增强,对军队的投入开始出现适度增长,军队建设中一些急需的项目开始得到加强,但由于增幅较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就在这时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惊醒了我们,九十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公然无视国际法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悍然轰炸,当时我国除了抗议之外竞无任何还手之力。

  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我国政府和军方,国民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情绪。我们痛定思痛之后开始痛下决心,一步一个脚印的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我国国防经费开始出现补偿性增长,连续十多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国防科技和军队装备建设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期间官兵待遇也有较大幅度提高。

  加上当时台湾陈水扁当局执政八年,反台独斗争迫在眉睫,我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和反介入战略已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动因。加上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短短十年时间我军三军装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多领域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目前正满怀信心地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数字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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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8万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近8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经济规模足以支持任何国防和军事项目。航空母舰四代战机都不再是梦想,我军三军装备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局面的出现再次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

  三十年前我们面临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北边还有苏联陈兵百万大军压境,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啊。此举既避免了苏联疯狂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道路,又摒弃了朝鲜先军政治的模式,没有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拖累和伤害。让我军作出暂时牺牲也为后来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当时形势和情况先富国再强兵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发展道路。这种辩证关系和战略决策只有伟人才能充分把握和运用。

  笔者当时也是一名军人,军中服役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这一进程。今天虽已退役多年,但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当年漫长的忍耐和付出的艰辛能够换来我军今天的辉煌是值得的。同时对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也更加崇拜和敬仰。(作者署名 ;河南省巩义市李建通)

林彪死因曝光:邓小平十年后查出真相

  核心:1971年9月13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的一次空难,震惊了中国政坛。不久,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进行调查。究竟是什么真相,邓小平过了十年才查出来?

  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1年9月13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的一次空难,震惊了中国政坛。不久,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进行调查。

  公布了调查结果:中共党章法定接班人、在中国政坛上位居“二号人物”的林彪,企图篡党夺权,在阴谋政变未遂的情况下,仓惶乘机外逃,不料机毁人亡。

  此事在10年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组织了庞大机构进行了复查,最后对这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案件,进行了历史的审判。两次调查,结果一致。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七零四工程指挥部就在这山的地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约在林彪事件至今的30年里,海内外有以“知情人”、“未亡人”和“研究专家”为名的人。

  提出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

  林彪的七零四行宫位于风光旖旎的西湖之西。经过杨公堤,过陆军疗养院,来到龙井路,就到了建筑于杭州着名的西湖十景“双峰插云之间”的七零四行宫,这里四面环山,绿树成荫,如果不是有人告知,根本不知这里有一个如此神秘的行宫隐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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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行宫,盖有4栋别墅,分别为1号、2号、3号和4号楼。4栋别墅散落于绿树之中,占地面积为307亩。1号楼供林彪一家居住,2号楼是座游泳池,一是为叶群喜好而建,另一个目的是为其儿子林立果选美,此游泳池在七十年代是世界一流的半标准池,装有大型空调和吸音板,以及自动循环过滤系统和自动出水控制系统,自动恒温装置等。3号楼位于壹号楼的对面,是供林彪的四大干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居住的,因此,该楼又被称为将军楼。4号楼则是给林彪在浙江的代理人陈励耘居住的。

  七零四工程指挥部,重达500公斤的各型根据需要而制造的防弹、防毒、防水钢门。

  四栋别墅虽说风格各异,从外表看都显得古朴而平凡,但一走进里面,其设计之精巧,安全防范之严密,设施之华丽让人惊叹。可见其耗时、费力且投资巨大。

  当时为建设这座行宫动用了大量的工程兵部队和七十九个单位的7000多名民工日夜苦战,用了一年零二个月,花费人民币3100多万元。四栋楼的总面积为28452平方米。

  1971年5月1日晚,林彪匆匆而来,没有与毛泽东打招呼,又不辞而别。周恩来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林彪留下的空座位,再无心观看五颜六色的的礼花。

  七零四工程,是林彪为发动“571”武装政变而在杭州设立的一个军事基地,由于以“571”工程命名,易暴露其阴谋,所以就以当时建造年月为代号,因其是1970年4月造的,故称“七零四”工程,后来人们将它叫做林彪的七零四行宫。

  建在1号楼下面的地下指挥中心,是整个工程中最为坚固的一部分,总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是一个独立的坑道式建筑,设有指挥室、通讯发报室以及为此而附设的发电、供水系统和食物储备区。

  1971年5月1日晚,毛泽东并不理会林彪不辞而别的态度,依然兴趣很浓的边吸烟边看烟火。

  9月13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丶彪“9.13”事件三十八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9.13”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1971年5月1日晚,林彪匆匆而来,没有与毛泽东打招呼,又不辞而别。周恩来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林彪留下的空座位,再无心观看五颜六色的的礼花。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9.13”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丶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256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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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56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56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48小时内,毛泽东做出8个惊人决策!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在南方巡视平安地抵达北京,林彪感到阴谋败露,匆忙改变南逃计划,于晚11时40分,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从北戴河乘车疾驰山海关机场,13日晨零时32分,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北逃。

  党的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叛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件事是由周恩来一个人处理的,毛泽东没有介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在林彪叛逃后,毛泽东至始至终都在掌控着局面,在48小时内做过一系列的重要决策。

  党中央首先获知林彪叛逃,是周恩来。他接到中央警卫团关于林彪汇报的报告后,立即前去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在他汇报过程中,空军方面来电话,请示说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国和蒙古国边境,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这是毛泽东对林彪叛逃事件做出的第一个决策:对林彪放一条生路,不进行武力拦截。

  但是,随后,他批准发出了全国禁空令。

  这是第二个决策,目的是防止出现其他情况。

  接着,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并研究部署应变措施。

  这是他的第三个决策。

  周恩来走后,在汪东兴的安排下,毛泽东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

  凌晨3时许,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说接到空军司令部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现正向北飞行。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这是第四个决策。

  之后,这架直升机在怀柔被迫降。

  处理这些事情之后,毛泽东才去睡觉,直到中午才醒过来。

  起床后,他照常处理公务。工作人员送来了在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女儿李讷的一封信,毛泽东打开一看,是她的结婚报告,32岁的李讷要求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宾馆服务员,没上过大学,但肯学习,爱劳动。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男方的情况后,当即在报告的纸头上,用铅笔重重地写道:

  “同意。

  毛泽东 9月13日”

  这是他做出的第五个决策——居然是对女儿终身大事的决断——对家事的决策。

  这时林彪起飞的情况如何,毛泽东仍然尚且不知道。

  到了晚上,毛泽东阅周恩来送来的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央政治局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批示:“照办。”

  这是他做出的第六个决策。就此,全国军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还附了一份情报。

  这是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9月13日18时4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60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

  至此,毛泽东才知道林彪的下落——但是,并不确切。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将蒙古外交部告知的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失事、机毁人亡的情况,用专线电话报告外交部。外交部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周恩来在汇报中告诉毛泽东,已代外交部起草了致许文益大使特急电,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蒙外长,告以奉命通知:“对中国失事飞机误人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和其他遗物。”

  毛泽东阅看了电报后批示:“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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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的第七个决策——对外的决策。

  同日 根据查获的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同林彪、叶群等关系密切,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交代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这是他的第八个决策——对林彪死党的处理办法。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决策下,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的处理方针已经形成。这些决策有内有外,有紧有松,甚至其中还夹杂了他对女儿婚事的决断,对林彪等人更是宽容大量,体现出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在严峻时刻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

  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九一三事件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处理得当、稳妥,全国并没有发生混乱,很快危机就过去,共和国一切恢复如常。XLW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厅里,讲台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何仁义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会议厅坐满了听众。其中有记者,学者,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何仁义把飞机上谈话的录音播放出来,里面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

林彪叛逃前一天毛泽东突然杀回北京??

  【提要】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 年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

  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05月

21

2017

  孔庆东曾有名文《好一个耿飚》,盛赞耿飚武艺。很多人认为中共开国元勋中许世友武艺最强,其实都不是。

  孔认为十大武林高手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耿飚、粟裕、陈赓、徐海东、许世友、贺炳炎。他们都经武林名家传授,都曾身经百战,对付十来个普通大汉不成问题。

  周恩来读书之时曾拜名扬京津的武林高手韩慕侠为师,学习“形意八卦”。韩慕侠是当年和霍元甲齐名的形意拳大师。在当时的武林中,韩慕侠绰号“玉面虎”。

  朱德从小就练习武艺。1908年在老家当教师,曾教学生们学习武术,实行自卫。1924年3月,朱德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

  期间,创办编印刊物《明星》,遭到右派留学生的滋扰。朱德大显身手,单枪匹马挑战人多势众的右派学生,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从此,右派学生老实多了,再未敢来胡闹。

  彭德怀伯祖父年轻时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他把自己用过的大刀送给彭德怀并教他练习武术,结果彭德怀对付两、三个小伙子根本不成问题。

  贺龙祖父贺仕良是清朝武举人,武艺超群,侠肝义胆。贺龙所习的拳术,有当地普遍流行的大洪拳、二洪拳、八虎拳;器械有刀、棍、枪、剑、镗、耙、锤。“

  我小时候练拳,我们练的是真功夫,一个人能对付几个人,我们家乡的人都练过功。”这是贺龙生前对武术家顾留馨说过的一段话。

  耿飚学了一身武功,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后来耿飚在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

  粟裕从小练武,打沙袋,把毛竹掏空往里灌沙子练棍术。后来到莫斯科养病时,还放翻过人高马大的苏联保健医生(扳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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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被称为“神腿”将军。他出身于武术世家,祖父陈翼怀曾任清军管带。陈赓自小随爷爷练功习武,聪明机智,棍棒、拳脚样样精通,常统领村前屋后的“娃娃兵”,演阵比武,指挥自如,亦会“少林昭阳拳”。

  徐海东擅长游身八卦连环掌,在中共开国将领中被公认为武功最高。他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窑,一个七代制坯烧陶的窑工家庭,好打抱不平。

  碰巧八卦掌大师司徒岩的弟子范青峰因事躲到此窑打工,他非常喜欢徐海东,在其9岁时便传授他八卦功夫。

  据当年和许世友一同学艺的德根法师称:他在少林寺期间学过梅花桩、铁砂掌、鹰爪功、罗汉拳、金刚拳、少林疯魔棍、少林旋风刀,还有硬气功。

  曾担任过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这个头衔大概相当于武侠小说中那位统帅江湖各大门派的武林盟主。许曾在南京军区大力推广少林罗汉十八手、小红拳三十六式、擒敌制胜二十四招等。

  “独臂将军”贺炳炎9岁时,曾投师于武当一清道长门下学习“凌霄剑”;后因感到使剑不过瘾,遂改学“玄虚刀法”,以后常练不辍,日臻纯熟。他酷爱武术,除刀法外,尤其喜欢摔跤。

周恩来侄子:李鹏不是总理养子!

  86岁的周恩来侄子周尔鎏,讲述了“大跃进”和“文革”中周恩来的经历,以及周家后人如今的状况。他表示,李鹏不是周恩来的养子,“总理没有随便接收谁为养子,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

  作者:贾世煜

  近日,周恩来的侄子周尔鎏的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周尔鎏回忆了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七爸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的多次谈话。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独家对话周尔鎏,这位86岁的老人讲述了“大跃进”和“文革”中周恩来的处经历,以及周家后人如今的状况。

  周尔鎏,1929年出生,现居上海。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

  周尔鎏出生后不久生母即离世。从周尔鎏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通过民主人士找到周尔鎏,自此周尔鎏就由周恩来和邓颖超抚养。

  周恩来没有下令击落林彪的飞机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你在书里写到周恩来曾否认下令击落林彪外逃时乘坐的飞机,更详细的情况是什么?

  周尔鎏:总理在公开场合澄清过这件事情,他没有下令。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政事儿:有人说,听说林彪的座机坠毁时周恩来哭了。

  周尔鎏:可能是这样。

  政事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里提到,林彪外逃当晚,周恩来彻夜未眠,并给全国各大军区打电话要求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有人认为,周恩来当晚可能参与指挥,但没有直接下令。

  周尔鎏: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能由总理下令把飞机打下来。不会是那么简单的。

  李鹏不是周恩来的养子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坊间有传言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李鹏曾在回忆录里否认这种说法。你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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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尔鎏: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李鹏是烈士子弟,但不是总理养子。总理身边的卫士长成远功跟我讲过,李鹏不是周恩来的养子。总理没有随便接收谁为养子,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

  政事儿:周恩来跟李鹏有什么交集?

  周尔鎏:1946年,我和李鹏,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我们三个人都是总理派人找到的。他们两个被带到延安了,安排我在上海读完高中。

  总理经常担心我受伤害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周恩来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要求?希望你从事什么职业?

  周尔鎏:没有什么固定的想法。他是很讲原则的。

  政事儿:不一定非要做官?

  周尔鎏:不一定。我本身自己追求的,就是做一个学者。他的思想是非常民主的,不是让主观意愿来指导我要去怎么做。他会教我怎样应对复杂局面,给我细致的工作上的指导,还会考考我的英文等方面的功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就是一个书生。

  政事儿:你进入外事口工作,周恩来对你有过帮助吗?

  周尔鎏:没有。他不会施加任何影响。我当时外语成绩很好,是全五分学生。

  政事儿:你的一生离政治很远?

  周尔鎏:我在退休之后主要做学术,之前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一度很近。当时四人帮看到我都是虎视眈眈。有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江青看到我的时候说,这么多人我都认识,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她和张春桥都有过一些很奇怪的举动。总理经常担心我受伤害,军管代表可能要整我。他私下跟我谈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有危险,我将是首当其冲的。

  文革中,周恩来心力交瘁、忍辱负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跟之前相比,“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什么变化?

  周尔鎏:当时动不动就说“翻一番”。你喊翻一番,我喊翻两番。他很苦恼。他很难办,很难受。他的一些看法和毛主席不一样。

  政事儿:这十年中,他跟之前也没有很大变化?

  周尔鎏:他心力交瘁。

  政事儿:“文革”当中很多老同志都被打倒了,周恩来凭借什么能够不被打倒?

  周尔鎏:总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能够跟群众和干部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领导人当中,总理比较宽容大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忍辱负重的。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总理曾经叫我离开北京。

  政事儿:总理说,“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

  周尔鎏:他是很痛心的。他不是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文革”时期,总理所处的位置是很难的。四人帮有时非常无理,我在场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他们之中有人,曾经当着外宾的面说我们在座的人只有周恩来读过“孔老二”的书。

  政事儿:如果没有周恩来,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周尔鎏:极左的路线横向无阻的话,破坏性很难想象。所以我认为,周恩来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政事儿:当时他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周尔鎏: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老百姓那么爱戴他。1974年,在周恩来病重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当时人们都在猜测总理到底会不会出来。要吃饭的时候,总理出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一脸病容,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中山装,胸口带着条形的红色胸章,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为了看他一眼,人们都爬到了桌子上。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爬到桌子上去了,上千张桌子上都是人。有的外国女孩子还用外文高声喊叫,要跟总理跳一支舞。我在现场热泪滚滚,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周恩来可以跟各种人共事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这个时期,总理曾经力促邓小平复出。你认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尔鎏:整个国家的形势摆在那里。总理是从大局出发,我们国家需要有这么样的人物。总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一辈子能和各种各样的人共事。

  政事儿: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周恩来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周尔鎏:他俩当然是个性、作风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是相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显然是同一个阵线的人,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讲,都是我们历史上少不了的人。

  很少人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大家会称他们为“红二代”,你跟他们关系怎样?

  周尔鎏:跟陈小鲁几个人关系很好。因为我和陈小鲁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参赞,他也在英国工作。都是自然而然地比较熟悉,我没有刻意向哪个高干子弟靠拢。

  政事儿:“红二代”会组织纪念活动。

  周尔鎏:我基本上不参加。

  政事儿:为什么不参加?

  周尔鎏: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很早就参军了,人们很少知道我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干子弟。

  政事儿:不少红二代陆续对反腐发表看法,你怎么看待当下的反腐形势?

  周尔鎏: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的。它不是个别问题、个别现象,应该从社会大局来考虑。干部的亲属子弟应该怎么样?社会应该怎么要求?个人怎么要求?在整个社会中,老百姓是看着这个问题的,干部子弟应该严于律己。

  (张文和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

05月

21

2017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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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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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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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与王光美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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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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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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