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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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核心: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实际已经剑指林彪。对于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

  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人不服他,也没有什么人不怕他,不管对错,服从他是党的纪律。但是毛泽东去世,甚至对文革开历史到车进行反思,依然百分之百地维护文革发起者的错误,就不多了。改革开放后对邓小平的拨乱反正的做法陈永贵并不积极甚至心中不快,而对于大刀阔斧改革的胡耀邦则到处乱骂“胡乱邦”。

  陈永贵独服毛泽东是有缘由的。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是强烈的,尤其对于毛泽东改天换地,更有发自内心的无限崇拜。真正树起陈永贵,并让他担任副总理高官的,也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见陈永贵是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毛泽东在家中小范围内过了71岁生日,他邀请的人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

  入席的人基本都是鼎鼎大名,毛泽东拉着人们尚陌生的陈永贵坐在身旁,带有介绍性地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尽快落实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毛泽东还是作了调查的,9个月前他到山西,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说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

  陶书记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泽东说过卑贱者最聪明,书读得越多越反动,陈永贵是最聪明的典型,毛泽东很欣赏他。

  从农民到副总理,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陈永贵感恩之情自不必说。知情人还知道,毛泽东曾经力保过他。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仔细核查,发现他有比较严重的历史问题。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山西也在昔阳作恶,陈永贵曾给日本鬼子办事,同事也暗中联络八路军,可谓左右逢源。日本投降后村里人称他是“二鬼子”。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污点。

  所以当“支左”的军队干部质问他,他惊慌失措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支左”干部向九大秘书处讲了实情。陈永贵预感自己这面旗帜顷刻将倒塌,这段历史放在谁身上轻则进牛棚重则进监狱。

  但陈永贵还是安然无恙地当上九大代表,而且进了主席团。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曾经传达并解释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陈永贵的感激涕零是难以形容的。像陈永贵这样严重的历史问题只有毛泽东能保,连周恩来、叶剑英也保不了。还有张春桥曾经自首变节,周恩来重病时对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追查。

  毛泽东喜欢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因为他艰苦奋斗肯干,同时也不会有任何威胁感,会百分百地听话。

  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实际已经剑指林彪。对于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资料来源:《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89页)。此话倒没有人当真,因为都知道还不至于让陈永贵当国家主席。

  文革中提拔了一些工农干部到中央担任要职,但的确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后来一位主管卫生的副总理当着外宾的面问李时珍来了没有,人民日报的总编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所以到文革后期毛泽东还是让邓小平等有经验的领导人复出工作。

  尽管毛泽东说过让陈永贵当国家主席,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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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升职后骄横: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

  陈永贵职务上升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

  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革”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动了半个月才放走。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社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着“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组去大寨。

  陈永贵官大,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陈永贵的要求组织大寨记者组。军管小组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张广友(《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的头上,要他牵头组成大寨报道组。一行5人,于1969年初奔赴昔阳。

  昔阳县委领导根据陈永贵的旨意,把张广友等5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在一个通铺的房间里等待陈永贵接见。一等就是一个星期,他们天天去问,何时能见到老陈,何时能去大寨?好不容易到了第八天,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委员(7人),单独把张广友叫去了,询问记者组的情况,当他听到记者组里有两名山西分社记者时,就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我们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

  陈永贵这个人,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之后,一向说一不二。总社没办法,只得按他的意见办。于是,经总社军管小组领导同意,山西分社两位记者回到总社,同去的3人到了大寨,住在大寨村外边的大寨招待所。

  大寨门难进,领导难见,群众不能接触。张广友他们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大寨的人群,看陈永贵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检阅红卫兵。

  他头戴白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褂子,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招手,在一片口号和掌声中,连连不断地说:“同志们好!”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宣传。就这样,3个人在大寨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没有写成,只好找了个借口,陆续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晋中地委发的136号文件说:经山西省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县委书记,从此揭开了昔阳问题的盖子。

  据昔阳县有关方面统计材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因此而死伤农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间,全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时,很多公众场合,他将一条白毛巾扎在头上,在高层领导人中间甚是显眼,老百姓戏谑地称他为“永贵大叔”。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永贵大叔”的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当时,中央决定,对陈永贵的错误只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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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这个从虎头山上一步升天的“星”,虽然已陨落多年,但他的错误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灾难,将来历史学家去进一步评说的时候,恐怕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章。

  辞职后的陈永贵:最恨走后门看不惯非议毛主席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平时对院子里的服务人员他都要照顾到,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

  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的电梯工曾为不少中外闻名的人物开过电梯,然而,在这些人中,“永贵大叔”是她们认为最有亲切感的一个,至今聊起他来还感动不已。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了。家乡不少人还是常来找他。除了来北京看病,请他帮助联系医生和医院外,还有一些任职时不好开口的事需要找他帮忙办。爷爷乐意帮人办事,也帮许多人办成不少事。他常说:“遇事办事不怕事。”老乡开口,更是热心帮忙,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乡来京看望他,饭后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让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用几节火车皮。爷爷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车皮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地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他,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

  他问:“什么200块钱?”“好处费呀!”老乡看着他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给办哩!”

  “他收你钱,怎么开发票?”他问。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他一听,脸色立即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还把那人训了一顿。

  老乡怕得罪人,赶紧劝他,他一瞪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产党员不搞阴谋诡计,谁做得不对就说谁!”从此再也没人敢找他办这样的事了。家里人担心老乡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办事,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

  对这种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他切齿痛恨:“现在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咋回事?不走后门还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每当聊起这些事,他总是感慨地说:“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大城市,坏人哩。还是我打的石头碹的窑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粮好吃。”

  “如果倒退十年,我也包它几亩田。”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对大寨和昔阳的现状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家乡人,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一天,来京的几个昔阳人在早市上认出了他,欣喜地用昔阳话叫了声“老陈”,打了个招呼就到市场里面逛去了。当他们转了半天出来时,却发现爷爷还在门口站着等他们,手里拎着半斤咸菜。这几个昔阳人感动不已,给他聊起了昔阳的变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陈,这些年来,昔阳山变河变、地变路变、村变城变,人们都佩服你,说你是对昔阳有功劳的人,我们都很想念你。”从老乡口中他直接知道了家乡的许多情况。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爷爷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陈永贵生猛顶撞张春桥:想排斥我,你还没那个权威陈永贵热爱毛泽东,亲近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与“四人帮”有本质上的不同。

  陈永贵出身贫寒,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战争年代,他积极支前,努力生产。建国后,他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与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他听毛泽东的话,带领农民跟共产党走。所以,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50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

  同时,陈永贵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因此,他依靠群众,工作成绩很突出。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寨就成了地区、省、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

  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

  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客人中,就有陈永贵。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问了他身体、家庭等许多方面问题,使陈永贵深受感动。席间,毛泽东还特意让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

  此后,经毛泽东提议,陈永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时,陈永贵经过自己刻苦学习,也基本能看懂文件了,能读《毛泽东选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了晋中地区领导人,不久又晋升为山西省的领导人。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又是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出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拥护“文革”的,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革”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这些,陈永贵心知肚明。

  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陈永贵见到江青时,有时点点头,但也不和她多说话。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江青出于对国务院人事安排的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挨个点名骂了一遍,其中也骂了陈永贵,说他是个老农民,没有文化,政治水平更低。江青骂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生气地说:她看上的人没有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插手,不当“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他还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

  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来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了姚文元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革”中,“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一个“点”。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1974年7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与大寨“争春”。但是,陈永贵并不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有两次,周恩来发表讲话时,陈永贵都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这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

  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一方面同“四人帮”斗争,一方面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开会前,陈永贵就打听周总理出席不出席会议,作不作报告。他也当面问过周恩来。当他听周恩来说,自己要出席,要作报告时,心里十分高兴。每次山西省来干部,大寨来干部,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告诉他们,周总理的身体好多了,要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呢。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陈永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天,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精神很好,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后,开始发表讲话。陈永贵见周恩来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周恩来每讲一段话,陈永贵都热烈鼓掌。

  当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冷地看了陈永贵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被陈永贵听见了,陈永贵也冷冷地扫了张春桥一眼,不理睬张春桥,只顾自己高举双手鼓掌,直到周恩来走下讲台。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末尾,周恩来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旁边的张春桥见陈永贵这个样子,阴森的目光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狠狠地盯了陈永贵一眼,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这一次,陈永贵也听到了,但他仍然不睬张春桥,只顾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

  当时,张春桥是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副总理,但陈永贵排在张春桥之后,在副总理里面名列第七,张春桥又是政治局常委,应该说比陈永贵地位高。从两次见到陈永贵把双手举过头顶为周恩来鼓掌后,张春桥便认定陈永贵是紧跟周恩来的,与他们不是一路。但陈永贵不怕这些,他从不去讨好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

  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张春桥,老干部们对陈永贵的行为十分赞赏。

  张春桥对陈永贵早有成见。“两次起立鼓掌”事件后,他对陈永贵的成见更深了。此后,国务院开总理办公会时,张春桥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几句。陈永贵对张春桥那种作派也看不惯,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般的事也就算了,但涉及人事安排之类的重大问题,该顶的还是要顶。

  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张春桥提名安排一个人到思想理论界当领导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们谈意见时,其他人都不发言,陈永贵却讲了话。他说,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

  陈永贵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这样就使张春桥十分尴尬。陈永贵一发言,大家都倾向于陈永贵的意见。张春桥一看安排不成这个人了,就很恼怒,但又不便发作,便阴阳怪气地拿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的事讽刺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个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人看出来。张春桥这是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为周恩来讲话站起来鼓掌,动作大。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陈永贵在政治上并不含糊,立即就火了,他瞪着眼,黑着脸问张春桥: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不理陈永贵,仍然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

  陈永贵更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政治局其他成员中,除了“四人帮”一伙外,都感到高兴,大家都乐于看张春桥出丑,谁也不出面打圆场,坐在那里看张春桥下不了台,邓小平也坐在那里不吭声,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陈永贵气呼呼地站起身,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理也不理张春桥,大步往外就走。这时,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跟上来,向他竖大姆指,夸他敢顶张春桥,敢捅马蜂窝,痛快。陈永贵回到住处时,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称赞陈永贵敢顶张春桥,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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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核心:毛泽东所说的“他跟我吵过架”,是历史事实。其实毛泽东与陈毅之间不仅吵过架,还发生过更为不愉快的事情,那还得从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起……

  他曾夺走毛主席职务,去世时主席落泪三鞠躬!

  1971年1月16日,陈毅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

  1月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年届七旬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前来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流着热泪慰问了陈毅的遗孀张茜,并与陈毅的四个孩子昊苏、丹淮、小鲁和姗姗一一握手,询问了各人的工作单位和情况,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也赶到了。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西哈努克亲王频频点头。

  他曾夺走毛主席职务,去世时主席落泪三鞠躬!

  毛泽东所说的“他跟我吵过架”,是历史事实。其实毛泽东与陈毅之间不仅吵过架,还发生过更为不愉快的事情,那还得从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起。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在讲完革命形势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其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是红四军的三大核心人物。

  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会上,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最终毛泽东落选。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着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才再度当选为前委书记。

  往事如烟。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

  在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表达了他与陈毅之间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谊。

  陈毅在批斗会上演讲:捏造刘少奇是抹黑党

  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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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

  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着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着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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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

  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

  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

  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2006年第8期《党史纵横》涤生)

  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林彪要把我们都搞掉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令他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顿时,他成为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恰恰是最真诚地拥护毛泽东的,而“文化大革命”中选拔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恰恰要背叛毛泽东、谋害毛泽东。铁的事实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体质明显地下降了。也许是巨大的精神打击,也许是繁重的工作压力,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秋天毛泽东大病了一场。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令毛泽东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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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本意是想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却“天下大乱”。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乱打派仗,制造武斗,不听招呼,闹得不可收拾。最后,只好让他们全部上山下乡,一走了之,每人发一把老镢头,让他们到农村战天斗地,向穷山恶水“开战”去吧。

  经过九一三事件,经过5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从实践中感受到,还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跟着自己南征北战、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一大批老干部最靠得住、最可信赖。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毛泽东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委托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下,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抱多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克服“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经济、政治、组织、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和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其次,撤销中央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工作,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这样,形成了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新格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想起了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边站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命运出现了新的转机。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自为被打成“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平了反。在叶剑英进来时,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是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为过去被诬指为“二月逆流”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平了反,使他们得以恢复了政治名誉,并陆续出来工作。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毛泽东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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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叶剑英当时核对记录后,又念给毛泽东听了一遍。

  毛泽东说:“对。”

  这时,陈毅已因身患绝症在医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下午4时20分,叶剑英赶到陈毅的病房,将记录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向陈毅作了传达。临终之际,陈毅终于放下了这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当天深夜11时55分,陈毅溘然长逝。

  1月8日,毛泽东在见到中央政治局送来请他签发的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时,获悉了陈毅离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模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由中央军委具体组织,参加人数为500人。没有规定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追悼会的地点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神态凝重地看了文件,删去了悼词后面两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并批示:“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然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按照平常的习惯,毛泽东要午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也无心翻看,显然是心情烦躁。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秘书:“现在是什么时间?”秘书回答:“现在是一点半。”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秘书立即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有关中央领导人。

  宽敞的苏制吉斯牌轿车悄无声息地在毛泽东晚年的住地——北京中南海“游泳池”门前刚刚停下,毛泽东身着睡衣就要出门。工作人员急忙拿出他平时会见客人时常穿的那套灰色中山装要给他换上,他却仅仅让把一件上衣套在睡衣外面,就不愿再耽搁时间换其他衣服了。工作人员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只好又在外面给他穿了一件银灰色大衣。

  毛泽东跨上汽车,便向北京西郊驰去。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要出席陈毅追悼会的通知后,当机立断,指示中央办公厅:马上通知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通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要求的,都可以去参加。他还指示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转告在北京的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副总理的追悼会……

  周恩来这一系列果断的指示,迅速提高了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将其由一般军队元老一级的追悼会,提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追悼会。放下电话,周恩来跨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提前赶到了八宝山,一下车就调兵遣将,安排部署迎接毛泽东前来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后,首先步入休息室大厅。当秘书找到陈毅夫人张茜,并把她引进休息室大厅时,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相继赶到。毛泽东见到张茜进来,想起身迎接,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下面是根据张茜记录整理的毛泽东与张茜谈话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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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照录如下:

  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许,陈毅同志追悼大会开始前,毛主席叫我(指张茜)到休息室去见他。周总理、邓大姐和李德生同志也在座。

  我见到毛主席后非常激动地说:主席怎么也来了?!毛主席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说,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饮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主席很关心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孩子们进来后,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要努力奋斗。

  毛主席又说了一遍: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我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您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主席说,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这时周总理插话:悼词中讲了“努力为人民服务”、“坚持战斗”、“坚持工作”……

  毛主席点头说:“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接着对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主席问,你们谁是搞科学的?

  我的大儿子回答:我是在七机部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是七机部哪一派的?

  大儿子回答:是九·一五的(九·一五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名字——笔者注)。

  我说:他是保王秉璋的,也保错了。

  毛主席说:保错了有什么关系,站过来就是了。

  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其他3个孩子的情况,接着就让孩子们出去了。

  毛主席说: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毛主席又说:他跟项英不同,项英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被搞垮了。当然啰,后来又发展到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毛主席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的。

  毛泽东在同前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中,通报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毛泽东说:“今天是为陈毅同志举行追悼会。陈毅同志是拥护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向外国领导人透露林彪事件。

05月

18

20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率先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特别讲究批评的艺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如良医看病,对症下药,大爱无垠。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率先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特别讲究批评的艺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有如良医看病,对症下药,大爱无垠。

  幽默风趣,点到为止

  从1935年10月,莫文骅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5年8月离开延安南下,其间整整10个年头。在延安10年中,他有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接受指导,聆听教诲。

  一次,莫文骅起草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为他修改。文章语句不通,逻辑混乱,修改起来很困难。毛泽东皱起了眉头,放下笔,让警卫员把莫文骅叫来。莫文骅喊报告进屋,毛泽东笑着说:“莫文骅,你比斯大林还高明啊!”

  莫文骅一下愣了,忙问:“主席,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说:“斯大林起草的对德宣战的文件,那么重要,才用了不到一千字,而你的文章竟有三千多字,不是高明么?”

  原来如此,莫文骅不好意思地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但是,斯大林的文章虽短却把问题讲清楚了,而你啰哩啰嗦一长篇,却难得看明白。”

  “我写不好,请主席修改。”莫文骅说。

  “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吗?”毛泽东问。

  莫文骅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文章写得少。”

  毛泽东“哦”了一声。接着,他讲了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怎样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他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聆听毛泽东教诲,莫文骅受益匪浅。

  当头棒喝,一针见血

  194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在延安已经生活、战斗了十个春秋。现在要撤离,谈何容易!无数的问题需要迅速处理,其中确定去留人员,也是毛泽东必须考虑的事项。

  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与一位工作人员前来汇报,并带来一份留下人员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籍的长征老同志。

  毛泽东把这份名单看了几遍,沉思良久,对他们说:“你们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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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解释说:“这些同志革命坚定,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留下他们放心……”

  毛泽东没等他说完,便严肃地说:“你们这是给国民党送东西,是把我们的干部往老虎嘴里送!”毛泽东指着名单说,“他们的口音,他们的长相,在这里能藏得住吗?”

  这番责问,不讲情面,一针见血,声色俱厉,震撼肺腑。一阵暴风骤雨之后,毛泽东又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爱护,好好使用。中央撤离延安后,要留一些干部坚持斗争,但要选择当地人,他们在这里有婆娘、有娃娃,有家就好隐蔽。”毛泽东又说,“不要那些模范、英雄……那些有名气的,要做到便于长期坚持,有回旋余地。”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同志们心悦诚服。

  治病救人,鼓励帮助

  西柏坡村前有片苇塘,随着夏季的到来,塘水深深,苇叶青青,使得这小小的山村更加秀丽。但水塘里的青蛙却不知疲倦,拼命地叫,此起彼伏,蛙鸣一片,给安静的山村横添了一份噪音,严重地影响毛泽东等人的休息。1948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照例出来,沿苇塘边散步,随行的警卫员趁机向毛泽东说:“主席,你看这苇子地里,尽长虫子,蚊子也多,最讨厌的就是青蛙,一天到晚不停地叫,吵得人睡不了觉。”

  毛泽东说:“青蛙叫,很好听么。”

  “好听?”警卫员知道毛泽东喜欢讲一些玩笑话,便毫无顾忌地讲起来,“吵得人睡不了觉,还有什么好听!”

  “我们初来乍到,还不习惯,听久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听了。”毛泽东乐观地说。

  “吵得太厉害了,还不如把它们轰走。”

  “轰走,怎么轰?”毛泽东认真起来。

  “办法多着哩,用枪打,用炸药炸,用人赶……这些办法都行。”

  正在散步的毛泽东忽然停了下来,摇着手说:“同志呀,使不得,使不得!青蛙不是害虫,是益虫。如果我们把它们都赶走了,青蛙该叫的时候不叫了,虫子会多起来,老乡们会有意见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住在这里,时间或长或短,都是暂时的,老乡们呢,他们是永久的。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们要爱护西柏坡的一草一木,尊重和爱护人民群众,不能用我们的喜恶论是非,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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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恢复职务后:毛主席送给他哪两句话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谈话,先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之后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中说道,步调要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就是步调不一致所以必然是失败的。

  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点点说,是啊,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各大军区的司令员跟政委,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部队最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说,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个参谋长,邓小平同志,对于小平同志,我知道有些人是怕他的,但是他办事果断,你们的老上司,跟你们说啊,这不是我请回来的,这是政治局请回来的。

  说完毛泽东对着邓小平说道,小平啊,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不要怕犯错误,不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啊。

  这次之后,周恩来亲自为邓小平起草了关于中央对于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缘于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态度。毛泽东一生把发动文革当作自己毕生奋斗的两件大事之一,在选定邓小平为接班人后,毛泽东曾希望由邓小平出面对文革做个“三七开”的结论,即文革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但这一要求被邓小平委婉的拒绝了。毛泽东由此对邓小平心生不满。

  毛主席与毛远新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可谓一波三折

  一是1975年底,毛泽东的身体逐渐恶化,这使他的行动日益变得困难,很难全面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这年9月调到他身边担任“联络员”的侄儿毛远新又不断向他吹风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这些话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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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1975年6月1日起,周恩来病重住院,和毛泽东的见面几乎中断。同时也使邓小平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处境日益艰难。尽管周恩来的追悼会仍由邓小平主持,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已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信任。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可谓一波三折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一直是非常器重的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份通知表明,华国锋已成为毛泽东新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接班人的资格就此结束。不仅如此,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叶剑英也“被生病”从此赋闲。

  这份名单公布前,中央常委除毛泽东之外的排序是“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这以后,排序成了“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名字已很少被提及,直到1976年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毛泽东提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

  打倒邓小平后,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梦想依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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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邓小平因为哪件事说要多杀人才有用

  邓小平的“十大告诫”

  告诫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同年10月25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告诫二:对经济犯罪活动“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告诫三:“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强调:“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告诫四:“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还强调:“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

  告诫五:“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告诫六:“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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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诫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告诫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告诫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05月

18

2017

  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曾使苏联领导人大惑不解。

  我发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俄文词汇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新的政治名词是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按双方互通消息的惯例,由中国领导人通过外交会晤将之正式传达给苏联方面。这次是由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传达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在座的还有为刘少奇主席担任翻译的赵宗远先生。

  当刘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

  根据其中文原义,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俄文为“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

  但当我听了刘少奇主席进一步阐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涵义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译的这两个俄文词汇。于是,我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

  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主席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他说他看见我同中国翻译赵宗远谈话,他认为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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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那么,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

  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他认为,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

  在那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尤金大使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可能会使苏联人对中国人的观点不易接受,很可能会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而势必影响两国两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

  他提出,为验证我的俄文翻译的准确性,可否另外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的同义词来翻译这两个政治名词。

  但我仍坚持己见并力陈我如此翻译原义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之后,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

  这以后不久,中国到处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在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

  也许苏联人认为,这两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政治词汇,其实却是我这个苏联人翻译的俄文词汇。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确认。这是我未曾想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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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推崇“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国分别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担心赫鲁晓夫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58年夏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我被指定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

  1958年我才29岁,已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了六年。这次我是第一次为苏中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当翻译。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那年赫鲁晓夫64岁,毛泽东比他大一岁,但看起来似乎毛泽东比他显得年轻,身材也比他高大魁梧。

  我在1957年夏天曾经陪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杭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天毛泽东与我们共进晚餐时,他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深知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非凡。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

  从会谈始末给我的印象来看,我感觉到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的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这个问题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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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

  这时候,我看到赫鲁晓夫皱着眉头,也许他已经依稀看见,苏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深层已经开始出现一道新的裂痕。

  但他没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他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以证明苏联的这个计划是对中国最大的军事援助。他要我将他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中国领导人听。他也许认为,毛泽东应该会赞同苏联的这项重要建议。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

  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毛泽东的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我注意到,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这时,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他的话。但此刻赫鲁晓夫已经坐不住了。他显得非常烦躁不安,并且他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什么。

  于是他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不便直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

  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这时,我听见在场的中国翻译将我与赫鲁晓夫的对话也悄悄地翻译给毛泽东听。

  俄顷,毛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对赫鲁晓夫朗声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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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已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再也没有协商的余地,于是,他不再言语。他已经预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

  这时我看见赫鲁晓夫的面容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看得出他很忧郁。我听见他低声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因为两位国家首脑没有表态,在场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也都沉默不语。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我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为翻译陪同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却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另一种性格,与我一年前在杭州见到的他也大不相同。

  那时他幽默的风度、风趣的谈吐与现在的严肃表情、果决表态,简直判若两人,真令人捉摸不透。其实,这就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复杂性格。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显然逊色,他在谈判席上表现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握手终究没有弥合两国关系的初始裂痕。

毛泽东为何看不起赫鲁晓夫?不是他的对手

  【核心提示】我在1957年夏陪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杭州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共进晚餐时,他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摘自《文史博览》, 2012年第6期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苏联资深外交家、汉学家顾达寿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工作了12年,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化。

  一波三折的翻译

  1958年春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

  刘少奇向尤金大使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政治术语,我起初想译成“快速的运动”和“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进一步地阐述后,便改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此后我征求了刘少奇的翻译赵宗远的意见,他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并说,“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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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金大使是苏联着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他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苏联人可能不易接受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这以后不久,中国到处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但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

  我担心赫鲁晓夫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我被指定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

  我在1957年夏陪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杭州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共进晚餐时,他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我感觉到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他还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便没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他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并要我将他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中国领导人听。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其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他的话。但赫鲁晓夫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于是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毛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不再言语,并已经预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这时我看得出赫鲁晓夫很忧郁,他低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

05月

18

2017

  刘青山生于1916年,原名刘顺山,是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人.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5岁参加革命,所以也是红小鬼。

  1931年6月,刘青山经徐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河北高,蠢暴动,参与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冀中支队,这是在红军史上被人遗忘的一支部队。

  今天人们只知道战斗在江南,中原和西北的三个主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冀中,也有这样一支红军小部队,刘青山就是这支部队的早期干部。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

  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1938年8月,出任中共大城县委组织部长。为壮大党组织,刘青山等人组办民运训练班,亲自为学员讲课,培训出许多优秀干部。

  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小队抗日武装。1941年3月,刘青山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是年9月,调任中共任河(任邱、河间)县委书记。

  在残酷异常的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中,他依靠群众,带领县大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冀中人民爱护他,拥戴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刘青山也并没有让冀中人民失望,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而且很有工作能力,受到了冀中领导的表扬。

  1944年10月后,因为工作出色,调任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与任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很多工作。

  解放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孙毅和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当时对他十分的赞许,以至当刘青山因为贪污被捕时,黄敬念及这位得力老部下当年的贡献,四处说情企图免其一死。

  1949年8月,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1951年8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 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欢会。12月2日,出国归来的刘青山一下火车即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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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善的原名是张三更,河北省深县尚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哥仨中最聪明,14岁到安平县城上高小。

  在同学中,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16岁时,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此时的张子善,瘦高个,面长而白,性格开朗,很能团结同学。

  他的口才非常好,全校闻名,功课也非常好。1948年,新华社记者谢力夫采访他时,他谈到这段历史说:“上师范学校是因为家里太穷,师范花钱少。”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而且带头卧轨以示抗议。1934年张子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安平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后来,张子善由安平解到天津监狱被判五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之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终于找到曾在一起坐过监狱的冀中二地委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先后在冀中区党委宣委会、工作团、训练班、检查团工作。曾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1948年任中共冀中十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冀中十地委管辖的地区是地处京,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周围是敌重兵屯集的大城市,条件很艰苦,但张子善表现非常出色, 尤其在平津战役期间,组织了几十万民工支前,送给养,运伤员,协助保障了平津战役几十万参战部队的后勤。

  当时因为部队多,靠运人背运粮供应不及,张子善组织群众凿开冰冻的大清河,以船运粮,受到平津战役前委的表彰。1949年8月,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51年6 月,继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所犯的罪行

  可以说,建国前,刘青山和张子善一直表现很好,在冀中人民中威望很高。但建国后,一切都变了。两人自恃革命有功,声称“老子拼死拼命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刘青山语)生活开始堕落腐化,抽白粉,打玛啡,嫖妓,以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被称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的犯罪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他们贪污了多少,毛主席要治理的是贪污,是腐败。不过,了解一些他们的贪污细节还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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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案件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三项:

  第一,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第二,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以49亿元(旧币)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旧币)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

  第三,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旧币)。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

  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旧币)。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当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171万余元。

  有人计算过,按建国初期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款项可以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可购买香油3000万公斤;可购买猪肉2000余万公斤;可购买土布1670万米。再按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它所购买的布匹,足可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

  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国家和老百姓还很穷,可见其性质恶劣。

  所以,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判处死刑,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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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的女知青叛逃苏联,辨认林彪尸体

  【提要】傅索安,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后来由于挑起村民械斗,她叛逃到前苏联,成为了一名克格勃特工。在九一三事件后,她亲身经历了辨认林彪尸体的全过程。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傅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1966年8月18日,她成为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玛村落户,成为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认了一位“干娘”。这也为她后来越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

  “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这不仅仅是戴手铐的事,弄不好脑袋也会搬家!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库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傅索安觉得应当为奇玛村在这件事上出把力。于是,在一天夜里,她带领一队农民,与鲍家庄人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受袭击的鲍家庄生产队员5人被殴伤,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

  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几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5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5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5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傅索安此时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工作组要拿她开刀了。

  几天后,傅索安避开岗哨的视线,逃离了奇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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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擒获后越境叛逃

  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押要犯的西屋时,发现已是人去室空!

  奇玛村立刻报告了公安局,不久,傅索安被擒获。

  作为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傅索安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琢磨各类问题都很有悟性。不几天,她便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和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钥匙开启手铐的办法。那天夜里,傅索安强作镇定,佯装睡熟,竟把看守蒙了过去。待那人去对面屋子检查时,傅索安立刻轻轻爬起来,打开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逃出来后,一头扎进了黑暗,四周漆黑,通过视觉反映到大脑里的,俨然是一大片故意涂成的幻异图景。她无法选择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额尔古纳河方向狼狈逃窜。

  从奇玛村往额尔古纳河边的实际距离大约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学校参加1500米长跑赛的劲道,拼命奔跑着。

  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对岸,是苏联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第36号地区。苏联方面在该地区布置了一个营的边防部队,并在执行巡逻勤务时时常故意侵入中国境内,向中国方面肆意挑衅,就在傅索安在寒气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乱游的时候,远处,一艘巡逻艇正在中速行驶着。艇上,苏联边防军人不时打开探照灯,朝主航道中国一侧的河面上乱晃乱照。突然,他们发现了傅索安……“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你的身份?”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治”两个字眼,便灵机一动道:“我是红卫兵。”

  上尉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情,语调也略显缓和:“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

  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

  上尉将这句话译给值班主任听后,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行的一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尉把傅索安的情况很快汇报给了苏联特务机构。特务机构头子安德罗波夫对如何处置傅索安着实损失了若干脑细胞。想来想去,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的特务学校,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傅索安,成了该期学员的佼佼者。

  东京谋杀

  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 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证件伪造专家专门伪照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探亲的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外面,克格勃已经安排了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来接站。

  这个日本人名叫固关孝三郎,是东京一家机械公司的汽车司机。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务时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临时房东,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及搭伙均需付钱,绝对不能让他知晓真实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后,马上赠送给固关孝三朗夫妇每人一件中国真丝短袖衫,说明自己将在东京待一段时间,边打工边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叔父,说着预付了一些食宿费用。固关夫妇很是客气,再三推辞不掉方才收下,然后冲傅索安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大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出进,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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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而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了解的,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塌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卜,从家里出来,步行会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一伙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拍板的。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一天隔一天轮换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脖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05月

18

2017

  有的历史事件、人物随着岁月流逝冲刷殆尽;而有的事件、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显露出英雄本色,更加光彩照人。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在长征路上发生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事件。那么作为“三人团”重要成员的周恩来,究竟在长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说服博古主动交权

  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而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内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发言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对中国革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充分地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品格、胸怀和素质。

  

长征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

  红军到遵义后,就按预定计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派人通知刘少奇等人参加会议。因为是讨论军事问题,各军团负责人也从前线赶来参加会议。这个会议由博古主持,讲完话后,会场气氛紧张。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他又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他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对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长征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

  会议开了三天。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博应负更多的责任。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组建新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从那时起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才正式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实际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仅举一个例子。

  红军二渡赤水、二进遵义后,3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

  

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领导地位

  二渡赤水后,3月10日,中央在荀坝对是不是进攻打鼓新场之敌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不打,但他是少数;而多数同志主张打。这时毛泽东提出他可担任这次战役的前敌司令部的政委,遭到张闻天(即洛甫)的否决。会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就在晚上提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劝周恩来暂时晚一点发布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第二天一早召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时毛泽东提出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指挥作战,建议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指挥。红军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后,中央的同志认识到毛泽东的建议是正确的,在南下渡乌江之前,于3月下旬成立了新的“三人团”,团长仍是周恩来,团员是毛泽东、王稼祥。在周恩来的支持和配合下,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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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随后,召开常委会,有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参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列席。毛泽东提议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苏维埃工作由博古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他另外提了一个方案:我做苏维埃的工作,恩来做军事工作,博古做组织局的工作。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第二方案,同意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表示他可做军事后方工作,即组织局的工作。

  

毛主席最终带领红军突出重围

  11月3日,红军到了下寺湾,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会的有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凯丰、李德、刘少奇、林伯渠、罗迈(李维汉)等。洛甫报告提出:应公开中央直接领导,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成立西北中央政府。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方案。

  王稼祥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恩来过去做过军事工作,兴趣较大,红军工作还是很重要,前方可增加个把人,恩来同志可到前方去。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常委会,决定红军南下直罗镇消灭敌人,中央带中央机关到后方瓦窑堡,到前方就是指挥红军作战。他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但是主张周也参与军事领导。

  

毛主席最终带领红军突出重围

  毛泽东马上采纳王的建议说:分工方面同意军委7至9人,主席由恩来负责,稼祥应继续干,副主席可由我负责,在后方做。周恩来早有让贤之想,因而在博古之后发言说:分工上次已决定军事领导,现在不必更换。个人工作,愿做军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负担动员工作。不必变更军事上总的领导。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他的话言辞恳切,一言九鼎。虽然毛泽东再一次发言说:军事领导,德怀、恩来,恩来为政委,应信托他们。但是洛甫最后宣布:常委决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政委。大的战略问题军委交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恩来做组织局的工作是适当的,后方军事工作由组织局领导。

  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全党的主席奠定了基础。

他曾破译密电发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没照顾好他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汪晓军说,今年是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也是中共中央领导的隐蔽战线成立90周年。

  为真实还原我党早期情报工作人员的对敌暗战,《法制晚报》采访了来自隐蔽战线一线工作人员后人及研究者,重磅推出《家国情怀之潜伏》,全景式揭秘真实的潜伏。

  近期将推出的有: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徐建国、韩练成、吴克坚等后人专访。

  钱泓是钱壮飞的长孙,1945年8月1日出生于延安。当了十年老师后,钱泓去了国企。直到2005年退休,他一直都在企业工作。

  钱泓说,“由于时代原因,钱家子孙多没有正式上过大学。我儿子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不在北京上班。”

  1926年,钱壮飞在北京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隐蔽战线斗争的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正是因为钱壮飞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及时传回了消息,才挽救了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

  2009年9月14日,钱壮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 “西湖博览会”帮徐恩曾敛了财成得力助手

  “龙潭三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记载的“特别党小组”,1929年,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按照党中央的安排,李克农(打入在上海的机构)、胡底(打入在天津的机构)先后打入敌人内部,并成立受周恩来直接领导、陈赓为上线、李克农为党小组长的特别行动小组。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隐蔽战线斗争的代表,周恩来曾感慨地说道: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

  钱壮飞1895年出生。1917年,钱壮飞就读于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期间,结识了妻子张振华。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出身名门望族,是康乾雍三朝汉族宰相张英、张廷玉的后代。张振华和其二弟、三弟都是大学生,张振华毕业于国立医专,两个弟弟张暹仲和张家昽分别毕业于中法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

  说到爷爷钱壮飞最后牺牲地的确定,钱泓拿出政府发给家人的烈属证

  “在那个年代,孩子能上大学,家里没背景是不可能的。”钱泓说。张振华由其二弟张暹仲介绍加入共产党,1925年,张振华、张暹仲介绍钱壮飞、胡底加入共产党。

  钱泓拿出一张照片,是“京绥铁路医院职员录”,上面登载着钱壮秋(钱壮飞的原名)简历,及当年做医生时的胸牌照片,那时候的钱壮飞还叫钱壮秋,“因为是秋天出生的”。京绥铁路就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

  1927年“四一二”之后,钱壮飞、胡底被北洋军阀通缉,在去往上海的途中,钱壮飞把自己的名字由壮秋改成了壮飞,胡底改名为胡北风。

  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回上海,接上组织关系。 钱泓说,1928年,为了生计,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处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泓称,就在这个时候,爷爷钱壮飞进入了徐恩曾的视线中。徐恩曾是无线电管理处主任,几次任务下来,徐恩曾发现钱壮飞业务熟练、办事井井有条,就让他开始主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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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春,中国在杭州召开“西湖博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开放举办的博览会,徐恩曾被派往杭州。“西湖博览会”设8个展馆,徐恩曾负责其中的“特种陈列所”,并让钱壮飞当主任。

  “我爷爷不光博览会办的好,还给徐恩曾敛了一笔钱。”钱泓说,不仅如此,徐恩曾也因此被陈立夫表扬并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于是徐恩曾把钱壮飞带到了南京,让其担任了自己的机要秘书。

  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马上向党组织报告。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拿过来,打进去”。要将钱壮飞这块拿过来,并决定以李克农为组长,与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打进去,陈赓为上线,直接归周恩来单线领导。

  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中共的“铁三角”。

  2 破译加密急电,挽救上海党中央

  历史上,因为一个人的叛变,险些让周恩来等党中央多名领导人落入敌手。

  这个人就是顾顺章。钱泓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当年的顾顺章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领袖,长期负责上海党中央所有的保卫工作。他知道上海中央上百个机构的住址、领导人的住址,知道各种联络方式,知道党中央最核心的机密。

  “顾顺章兼任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第三科有个特殊的下属机构‘红队’,别名‘锄奸队’,是一支专门惩治特务叛徒的队伍。钱泓说:顾顺章崇尚暴力,喜欢舞刀弄枪,是敢打敢杀的流氓无产者。”

  按照钱泓的介绍,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的“新市场游艺场”登台演出时被叛徒尤崇新认出并秘密抓捕。

  钱壮飞在瑞金设计的六大建筑

  顾顺章被抓回去后称,除了蒋介石,他不告诉任何人他掌握的秘密。但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武汉的特派员蔡孟坚直言,想见蒋介石,顾顺章得证明自己的价值。

  于是顾顺章一口气供出了中共中央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和鄂豫皖根据地驻汉口的秘密办事处。

  之后,蔡孟坚及其上司何成浚用一艘专轮,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为了报功,蔡孟坚事先给南京的徐恩曾发了电报。但让蔡孟坚没有想到的是,他发给徐恩曾的电报,被钱壮飞给截获了。

  “在徐恩曾身边久了,我爷爷发现众多文件中总有一些标注‘徐恩曾亲译’的密电。而密码本一直被徐恩曾随身携带且从不离身。”钱泓说。后来,听爷爷的劝,徐恩曾会把密码本锁在办公室以防丢失。爷爷设法取出密码本,并拍摄下来,但还是无法破译加密的电文。经仔细观察,发现徐恩曾桌上始终摆着一本《曾文正公文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留学回来的人,对文言文感兴趣,令人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拿了这本书和密码本反复研究,终于发现了真正的破译方法。

  1931年4月25日,徐恩曾出去了,留下钱壮飞值夜班。接连收到三封来自武汉的电报,“都写着徐恩曾亲译”,钱泓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爷爷钱壮飞一下子警觉了,“我爷爷判断武汉出了大事,他当时就决定先看看这几封密电。”

  第一封说:“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说:“军舰太慢了,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

  “我爷爷破译电报内容后大惊失色。顾顺章叛变了,那意味着在上海的党中央可能要保不住了。”

  钱壮飞赶紧把电文封好放回去,马上让同为中共党员、情报交通员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去上海,找“舅舅”李克农报警,要求党中央立即转移。

  情报送出后,钱壮飞自己并没有马上走,“他还要观察武汉的事态发展。”第二天,又来了三封加急电报,当看到最后一封电报说“不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时,钱壮飞马上知道自己暴露了。

  “爷爷当时冷静做出安排。”钱泓说,爷爷钱壮飞把六封再次封好的电报放在徐恩曾的书桌上,并给徐恩曾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可均先生(可均,就是徐恩曾的字)大鉴,行色匆匆,不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否则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钱泓说,姑父刘杞夫接到任务后,第二天清晨就抵达了上海。几经周折,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报告了顾顺章的叛变后,又急忙回到了南京。然后,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上海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党组织大迁移工作。

  “4月27日,是一个星期一。一大早,爷爷就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提前在上海前一站下车,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见到顾顺章后,徐恩曾要求顾不要在蒋介石的面前提钱壮飞。“从陈立夫和徐恩曾方面来说,他们把爷爷的身份压下来了,没有上报。这就使得不少国民党人至今都不知道爷爷和李克农谁是谁。”

  1931年4月28日凌晨,抓捕正式开始。但就在他们到达这些秘密机关之前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中共中央各机关与人员已全部转移与撤离。

  “当时在上海幸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钱泓说道。

  3 长征路上失踪原来被地主武装杀害

  1931年,钱壮飞离开南京后,辗转到了苏区。之后,钱壮飞担任过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军委二局局长、副局长,继续做情报工作。当时徐恩曾为求自保,没有对国民党的密码体系进行大的变动,钱壮飞就根据国民党变化不大的密码体系继续破译着国民党密电。

  遵义会议上,钱壮飞参加了保卫工作。遵义会议后,钱壮飞被任命为军委政治部副秘书长,但他一直没有到任。因为在1935年的3月底,钱壮飞在南渡乌江的时候就失踪了。

  得知钱壮飞失踪的消息后,周恩来派时任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欧阳毅带着保卫队到乌江北岸寻找,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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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爷爷钱壮飞的牺牲,一直是压在钱家人心头上的一块石头。钱泓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爷爷钱壮飞在南渡乌江时,敌机临空,放空疏散,他躲进了山,结果迷路了。

  于是钱壮飞找到了一个“老乡”问路,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老乡”是地主武装的头领,他看着钱壮飞像个当官的,还有一匹骡子,还带着枪,就说愿意给钱壮飞带路。“他带我爷爷到了江边,当时过江浮桥被拆了,我爷爷正在看的时候,他就把我爷爷给推下去了,我爷爷跌到江边的时候还没死,他又拿着石头把我爷爷给砸死了。”

  钱泓说,爷爷钱壮飞死后,这个“老乡”就把他的骡子、枪都带走了。钱壮飞牺牲时年仅40岁。

  钱壮飞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曾与12岁的儿子钱江有过简短的对话。钱江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那一天的早晨,他的两眼含着泪光,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问长问短,问:“你会做饭吗?”我当时说:“做饭?我不会,但是我会煮面条。”问完后,父亲就摸着我的头说:“你去上学吧!”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话别,竟成永诀!自那天起,钱江就再也没见过父亲钱壮飞了。

  4 周恩来朝着西南方跪下说:我没照顾好钱壮飞

  尽管钱壮飞在离开前曾给徐恩曾留有书信,请徐不要为难自己的家人,但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女婿刘杞夫和妻子一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当时和胡底在一起的三舅姥爷、舅姥姥也被捕了。

  “当时我父亲钱江只有12岁,和6岁小外甥沦落到南京街头,后来我父亲找到了他的姐姐,才回到了奶奶身边。”

  1941年,周恩来把几个烈士的后代集中起来,一起送到了延安。“我父亲是学美术的,当时就去了鲁艺学习。”在延安,李克农介绍钱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钱江在鲁艺学习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周恩来每次从重庆到延安,都会给他带颜料、纸、笔,“当时延安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周总理带过去给我父亲的。在延安的时候,钱江认识了我母亲史平。钱江和史平在延河边上谈恋爱,李克农骑马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他回去就和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就让我父亲带我母亲去给他看看。”钱泓说,父亲钱江到了周恩来的驻地,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像每一个见到新儿媳妇的家长一样,问长问短。“邓奶奶知道我妈是河南人,就说,河南妹子都特厉害,你可不能欺负钱江。”

  钱江和妻子结婚后一年,钱泓就出生了。“当年我身上穿的小衣服、用的小包被等,都是邓奶奶把她攒的布送给了我母亲才用到我身上。她说延安的布太糙,对小孩不好。”

  除了设计了沙洲坝“二苏大礼堂”等,钱壮飞还画漫画

  钱泓回忆,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请我们一家吃饭。“当时我奶奶、我父亲钱江、我母亲史平、我叔叔钱一平、姑姑、姑父和他的儿女,加上我,9口人都去了。”钱泓说,大家都坐好后,周恩来告诉奶奶:“钱壮飞牺牲了。”“奶奶当时就哭了,这时候,周恩来朝着西南方向跪下了。周恩来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没照顾好钱壮飞’。我父亲、姑父一看,赶紧就把周恩来扶起来了。”

  周恩来和奶奶张振华说,“你不要哭嘛,你比我强,你有儿子,又有孙子。”“要不你把这个孙子送我吧。”张振华抱着钱泓说,“那不行,这是我的大孙子。”那次吃饭,周恩来还和奶奶张振华讲了很多话,大体意思就是要奶奶教育好子女。

  5 多才多艺钱壮飞一脉传承钱家电影人

  “在苏区那么艰苦的环境里,爷爷钱壮飞除了紧张地破译敌人的电报、掌握敌军的动态,还担任瑞金苏区叶萍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黄公略纪念亭、博生堡、红军纪念亭、沙洲坝‘二苏大礼堂’等建筑的设计,红星奖章、政府大印的设计;题写‘红色中华’报头、写文章、画漫画;编剧本、演话剧。我爷爷多才多艺,干的有声有色!”钱泓钦佩地说。

  1926年,钱壮飞还拍了一部叫《燕山侠影》的影片。“现在影片的拷贝没有了,影片的海报在2005年的时候被发现了。”钱泓说,发现的海报是现存最早的一张电影海报。这部电影钱壮飞的家人几乎全部都参与进去了,钱壮飞、胡底、钱泓的姑姑黎莉莉(钱榛榛)主演,奶奶张振华、父亲钱江、叔叔钱一平,都在片中扮演了角色。

  黎莉莉(钱榛榛)后来成为三十年代电影明星,曾主演过《孤岛天堂》、《体育皇后》、《大路》等,新中国成立后曾演过《智取华山》,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

  实际上,鲁艺毕业前,钱江就已经在接触电影行业了。1939年,他参演了电影《孤岛天堂》,还担任了影片的录音助理等,这是钱江走上电影行业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钱江拍摄过电影《白毛女》、《中华女儿》、《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大歌舞《东方红》、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还曾担任过电影《海霞》的导演。80年代,钱江离休前,自编自导了一部关于父亲钱壮飞的电影《金陵之夜》,这被誉为钱江的收官之作。

  “姑姑黎莉莉(钱榛榛)的儿子是电影摄影师,女儿是电影导演。我弟弟也是电影摄影师,弟弟担任摄影的两部影片都曾获得国家级摄影大奖,小妹妹也是电影导演。”钱泓说。

  6 特批的盘尼西林救了小钱泓

  1946年,钱泓随父母到重庆后,国民党还在叫嚣着要抓父亲钱江。“于是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就到香港去了。”钱泓记得当时自己刚会走路,父母在香港做地下工作。

  1948年,几名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制炮”专家要求把他们在香港的家眷带回来。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钱江身上。“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和这些家眷,走陆路,最后到了河南。”

  “有段时间,父母骑马,让我坐在马鞍子前面。”钱泓说,他很不愿意,“因坐在马脖子上硌屁股”。后来就拿老乡的挑筐挑着钱泓,“我在前面,一个女孩坐后面。”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到了驻地,女孩被闷死了。

  钱壮飞写给女婿的借条,这是钱泓存有的爷爷钱壮飞唯一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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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也病得很厉害,大人一天吃一顿可以,小孩子受不了。”钱泓说,当时一天一个烧饼,或者一把花生,都已经是对小孩子的优待了。到了枣阳,钱泓的病越发严重了。不得已,钱江上报后,就让钱泓住进了共产党的伤兵医院,“由邓颖超亲批了一支盘尼西林,救了我的命。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盘尼西林是相当稀缺的物资。”钱泓说。

  钱壮飞曾经和他的女婿借过50大洋,还打了借条。这张借条是现在钱泓手中存有的爷爷钱壮飞唯一的字。

  钱泓说,这笔钱是爷爷钱壮飞借来给组织的经费。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李克农来看张振华,张振华拿出借条给李克农看,还和李克农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借给组织的钱。”李克农说:“还还还,一定还。”“李克农和我奶奶很熟,他们之间不叫名字,都叫外号。我奶奶叫李克农‘瞎子’,因为他一只眼睛有问题。李克农叫我奶奶‘胖子’。”

  从钱泓保留的爷爷钱壮飞以及奶奶张振华的生活照片中不难看出,钱壮飞和张振华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了艺术气息——他们会在闲暇的时间里,利用有限的道具,给全家拍艺术照片。

  7 “现在故宫广播里的注意事项都还是我妹妹的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提到:“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钱壮飞同志在解放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采访中,钱泓给《法制晚报》记者拿出了钱家留存下来的有关爷爷钱壮飞的物品——1951年,政府发给钱壮飞家人的烈属证。

  钱泓直言,父亲钱江向他们兄妹一直强调的是,“对于你们的爷爷怎么宣传都不为过,他做的这件事情非常伟大,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普通人,要自己去闯自己的路。唯一的要求是不许给爷爷抹黑。”

  钱泓兄弟姐妹四个,没有当兵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石油地质,也就是搞勘探的。”1965年,钱泓分配到大庆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在大庆当老师的那些年,钱泓经常带着学生去搞勘探,“手指甲盖都曾冻掉过。”

  钱泓的弟弟曾在内蒙兵团插过队,大妹妹曾在延安插过队,小妹妹因为年纪小,才在家里没有去插队。钱泓说,当年大妹妹插队回来后,有人曾想给妹妹安排一份工作,但父亲钱江不同意,“他说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因为家里有这样的关系,就走后门找工作。”

  最终,钱泓的大妹妹去了故宫工作。最初在故宫广播室里当播音员,后来自学了摄影,“现在去故宫,广播里的注意事项,都还是我妹妹的录音。”

  钱泓的弟弟介绍自己的时候曾说过,“我文化程度初中,政治面貌少先队员,没学过电影。”钱泓说,弟弟从内蒙兵团回来,就开始跟着别人学拍电影,从最初的扛机器,到学摄影,到现在得了两个大奖。“全部都是自学。”

  钱泓说,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英雄的爷爷,就想着去走后门。没有人想过,“父亲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所以我们都是自己闯出来的。”

  2000至2001年,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再一次针对钱壮飞的牺牲地点问题进行调研。调查组深入实地考察,最后形成的意见是: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定资料以前,将钱壮飞的牺牲地定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

  周恩来率红队上海除奸 顾顺章叛变惨遭灭门

  话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班师回营,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机构;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免去,复由项英担任。

  原来第一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没有一部电台,苏区和中央的联系全靠交通员,来回一趟,至少要半年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张辉瓒的半部电台和谭道源的一部电台,但功率只有十五瓦,无法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缴获了公秉藩的一百瓦大电台后情况就不同了。东固战前,毛泽东就从监听中知道这部电台功率大、信号强,嘱咐部队务要完整地把电台缴过来。红军指战员遵照命令,把这部大电台连人带机器缴了过来。这时周恩来从上海派来的机要干部伍云甫、曾三等人已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立即命令他们用带来的密码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电台联系。公秉藩的这部大电台果是好使,一下子和上海电台联系上了,上海--瑞金的无线通信渠道开通了,毛泽东向刘寅等人表示热烈祝贺。

  在上海中共中央驻地的王明得到电台报告,知道已和中央苏区联系上了,也是非常欣喜。王明本名陈绍禹,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学校组织了号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宗派。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他上台后,急于同中央苏区联系,但那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反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没有电台,只好派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作为中央的代表去中央苏区指导工作。由于红一方面军已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王明起初想把毛泽东拉过来,提升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但他慢慢发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同自己的看法往往相左,但苦于无法及时向中央苏区下达命令。现在好了,红军缴获了公秉藩的大电台,又和上海中央的秘密电台沟通了联系,王明便很方便地左一道命令,右一道命令,把率部夺取这部大电台的毛泽东的军职给免了,调他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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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民主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中央来电,通知苏区中央局,王明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已于10月动身赴莫斯科,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信还没有结束,上海电台忽然没有了信号,任凭刘寅怎样呼叫,但收报机里一片沉寂。

  原来中共中央出了大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党的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就在上海,但就是抓不住他们。他把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大骂一通,限令他必须尽快破获中共中央机关。徐恩曾挨了一通骂,垂头丧气地回来。这天恰巧是星期六,他把机关事务交代给秘书钱壮飞,循例带好密码本,坐夜车到上海玩去了。南京虽是首都,但若要销魂,还得到上海去。是晚,徐恩曾登上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顶层,眺望着灯火闪烁的夜上海,真想大喊一句,周恩来,你们到底藏在哪里?

  徐恩曾料想不到,周恩来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就是从他的手心里逃走的。原来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保护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特地设立了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和陈赓负责;还建立了由中央特科直接掌握的武装行动队--红队,专门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到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捕。周恩来闻讯大惊,他本来也是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临时有事没有去。陈赓奉周恩来的命令进行调查,很快查清是白鑫叛变,他为了捞取一大笔奖金,向特务密告了周恩来等人要在他家开会的消息。周恩来听完汇报,脸色铁青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处决这个叛徒。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你们可以化装成电影队。”

  遵照周恩来的命令,陈赓命令红队队员和特科中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打囚车,劫人犯。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于8月28日晨将彭湃等人解送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研究战斗方案,决定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预先部署在囚车经过的道路上。这一招非常巧妙,上海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私人拍片的也很多。摄影队拍外景,要动用许多机器和职工,推机器的,铺轨道的,导演、摄影、演员、服装、道具一大堆人。拍外景必有群众看热闹,红队队员还可化装混入群众中。为了能挡住囚车,周恩来还让陈赓弄了一辆大卡车,装满大米麻包,停在战斗地点旁边。布置就绪后,陈赓开始行动。

  1929年8月28日晨,上海的一条街道上出现了一支电影队,导演吼叫着布置铺滑轨、架机器。在导演的命令下,几十个人忙得团团转,周围聚拢来一大批看热闹的观众。电影快要开拍了,道具还没有来。陈赓正着急间,一辆摩托车送来了几个皮箱。陈赓忙命打开皮箱,不禁叫了一声“糟”,原来皮箱里的枪都涂着油脂,不能立即使用。他想叫红队队员把皮箱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擦洗油脂,忽然警笛大响,几辆装甲车押着囚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停在附近的大卡车按预定计划开了出来,横在马路中间,把路堵死了。装甲车上立即跳下几个巡捕,用枪逼着司机把车倒了回去。陈赓一看这正是下手的千载良机,可惜几皮箱的枪不能用,眼睁睁地看着囚车开了过去。

  彭湃等人被捕后,坚贞不屈,终被杀害。周恩来闻讯,非常悲痛,找来陈赓,严肃地说:“我们一定要处决叛徒,为烈士报仇。”陈赓已侦知白鑫叛变后,找达生医院的柯麟大夫看过病。达生医院是由中共党员柯麟和贺诚开的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据点,党中央每月都要在这里开一次会。由于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单线联络的办法,白鑫在中央军委工作几年,竟不知这个医院是中共中央的据点。柯麟给白鑫看病时,查看了白鑫居住的范公馆的情况,得知他很快要去南京,回来后将对上海的党组织进行大破坏。

  陈赓汇报了这些情况后,周恩来说:“好,我们一起到范公馆附近看一下。”周恩来、陈赓、顾顺章化了装,来到霞飞路上的范公馆附近,详细查看地形。霞飞路横插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周围店铺如林,行人如蚁。范公馆位于和合坊第4弄第43号,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前后门都有武装巡捕把守。周恩来对陈赓说:“把范公馆对面的楼房租一间下来,以便监视白鑫的动向。”他看周围都是小弄堂,可以埋伏部队,便于行动,便对陈赓交代说:“行动前,把队员埋伏在弄堂周围,出其不意,打死叛徒。”

  地形看完了,周恩来回到机关,和顾顺章、陈赓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反复讨论细节,直到万无一失,才定下来,交特科执行。

  1929年11月11日,白鑫将从上海动身去南京,时间定在晚上11时。此日下午,顾顺章、陈赓率数十名红队队员分散进入范公馆周围的小弄堂埋伏下来,弄堂口的马路上停了几辆小汽车,一切安排就绪,就等叛徒就刑。

05月

18

2017

  1953年11月,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蒋介石免职查办,“总统府资政”吴铁城心中颇为不平,连夜跑进“总统府”替王求情。比吴铁城早一年出生的蒋介石向来不把他当“铁老”看待,这会儿正值气头上,态度更不客气,他指着吴铁城的鼻梁拍桌打椅骂了一阵,还摔碎了一个茶杯,最后几乎是把这位“总统府资政”赶出了“总统府”大门……

  三次出使东北,成功劝说张学良易帜

  蒋介石第一说客吴铁城(前排右)

  1928年4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冯玉祥指挥第一、二集团军进击津浦线,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进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负责京广线战斗,三路合力直指京津。此时,日本为确保在东北的“特殊利益”,逼张作霖退守东北。但关东军因张作霖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苛刻要求,于6月4日晨悍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东北能否易帜归附,是国民党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最后标志。蒋介石思量再三,决定派吴铁城北上,游说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吴铁城利用与许多东北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凭借出色的协调交际才华,几经折冲,始排万难,说服了东北地方当局,达成易帜协议。吴铁城与张学良密定:7月21日,东北易帜。当蒋介石收到吴铁城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他为选中这样一位善于交际的当世“张仪”而欣慰。

  为了东北成功易帜,蒋介石花了不少心思

  但是,易帜之举却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阻挠。日本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迫使易帜两次缓行。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阻力,通电全国宣告“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终于使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至此,南北“统一”实现。吴铁城大功告成,初露锋芒。

  1929年9月,蒋介石策动张学良挑起反苏“中东路事件”。为了鼓动张学良的反苏情绪,吴铁城再赴东北劳军,为第三次出使东北打下了基础。

  1930年,阎、冯、桂、汪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坐视关外的张学良,对时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去拉拢他,大批说客云集沈阳。蒋介石以吴铁城与东北交往轻车熟路,故第三次派吴出关游说。吴铁城至沈阳后,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缠住张学良不放,向东北军政当局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伐交”。

  

东北易帜前仍然采用北洋时期的五色旗

  1930年4月,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派代表参加致祭。按照吴铁城的要求,蒋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褒奖东北边防军对苏作战阵亡的东北军将领韩光第、魏长林、张季英、林选青等12人。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张学良、王树翰授勋。这一举动,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抚慰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一致。

  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张学良感到,自己如果举办生日宴会,定会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便在“办”还是“不办”间犹豫不定。吴铁城及时把握住了张学良这种矛盾心理,建议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迫其举办生日宴会,以便本人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张学良展开新一轮的攻势。

  

  东北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6月3日,在各方推动下,张学良不得不举行生日宴会。对于蒋介石的关怀,张学良不能不有所表示。6月14日、l7日,张学良两次致电蒋介石的心腹、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说明东北处境困难,内外交迫,冀待相当时机,以求万全之策,请代向蒋介石表示:“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

  看到吴铁城在沈阳游说得很有成效,蒋介石决定加派自己的盟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捧着特任状和印信到东北会晤张学良。张群请张学良就任南京政府授予他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职;张学良却说已致电蒋介石,表示不能就任。张群又劝其出兵助蒋,张学良也未予肯定答复。

  听了张群会见后的汇报,吴铁城觉得张学良态度有所后退,便四处打探其中的原因。

  原来,张学良刚刚召集东北军政要员开过会,商讨时局及对策。在会上形成三种主张:以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将领为代表,认为:“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主张东北军的任务是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以参谋长王树翰为代表的一些军政要员,则表示:赞成与蒋介石合作,主张与蒋联合,出关助蒋。还有一些将领则表示:以张学良的主张为主张,抱坐以观变态度,寄希望于时局的演变,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正是鉴于有会议在先,张学良无法给张群以肯定的回答。

  见过张群以后,张学良声称要去葫芦岛,目的是要摆脱群集沈阳的各方代表的纠缠。张群当即表示,愿一同前往;而吴铁城则趁机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商讨对策。

  东北最终实现易帜

  吴铁城觉得,前期“伐交”之所以没有实效,主要是空口说白话,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没多大用处,关键是要有强大的雄厚的金钱作基础。所以,他向蒋介石建议:要舍得花钱才行,对张学良施展银弹攻势。

  蒋介石立即命令,找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解决。听说是蒋介石命令专拨“活动费”,宋子文也真不含糊。他立即给吴铁城拨了600万元现金,作为“伐交”费。这样,吴铁城调中央党部的肖同专门负责保管钱财,带上自己漂亮的夫人杨慧珍再次北上。

  葫芦岛地方狭小,一行人很快便将岛逛遍了。工于心计的吴铁城认为,没有什么可游玩的,但又不能整天谈那些枯燥的国事,还不如请张学良打打“卫生麻将”,趁机增加感情。表面看来,玩麻将纯为消遣,实际上,纯粹是“政治麻将”,“陪公子读书”。吴铁城对张学良的“伐交”在麻将桌上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他们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了,友谊加强了。

  东北最终实现易帜

  借此机会,吴铁城和张群建议张学良赶快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出兵帮助蒋介石解决关内争端。

  8月10日,张学良到北戴河,吴铁城又跟踪而至。吴铁城秉承蒋介石旨意,发动了“银弹攻势”,利用手中雄厚的金钱,对东北军政大员进行收买拉拢。他一次就将百万元巨款送给张学良,惊得张少帅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在一次赈灾会上,以4万元买下一朵少帅夫人于凤至所做的纸花,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他又与东北政要们豪赌,一夜之间赢得他们一无所有却又如数奉还,一笑了之。他更会故意输掉数十万,令这些东北政要们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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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张学良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了,以至于张的一切行动,吴铁城都了如指掌。”

  在吴铁城等人的劝说、利诱和催逼下,张学良终于表示:“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可以考虑出兵。”

  吴铁城立即将张学良这个保证电告蒋介石。蒋介石闻讯,立即调集陈诚第十一师等精锐部队,猛攻济南。8月15日,蒋军夺回了济南。吴铁城和张群立即去见张学良,请他兑现诺言。但张学良却避而不谈此事。

  东北易帜后的张蒋二人

  8月30日,张学良结束了长达50天的在外躲避,回到沈阳。吴铁城和张群也追随来到沈阳。张学良向吴铁城表示:个人主意已经拿定,只看回沈后,个人意见能否为人接受。

  半年来,蒋介石、吴铁城等人用尽种种手段:动情、动钱、封官、封地,张学良就是个铁石心肠也该动心了,他再木讷愚钝也该明白了。

  9月15日,张学良召开的东北军政会议最后决定:“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即向吴铁城等通报了会议情况。吴铁城立即将张学良的最后决定电告蒋介石:张学良权衡利害,决心出兵助蒋。

  东北易帜后的张蒋二人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厌,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

  同日,东北军大举入关。腹背受敌的冯、阎反蒋派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终于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吴铁城“以三寸不烂之舌,当百万雄武之师”,为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最后击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立下了奇功。

张学良谈蒋介石丢失大陆:主要坏在这两个人身上

  【导读】我批评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戴笠,一个是何应钦。蒋先生要是放松点,把那些杂牌军队都接收过来,就不至于这样了。

张学良(左)与吕正操亲切交谈

 

  “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

  谈到“二二八”事件,张学良摇着头说:“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也搞‘五子登科’,不是人干的事都干出来了,硬是把台湾人逼反了,我在台湾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指国民党)就完蛋了。”“现在台湾仍有些人叫喊台独,搞什么台独?搞台独的那种机会早已过去了。”

  吕对张说:“这些‘中国人’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是蒋家军。如果是我们的军队过去,老百姓不会反感。”

  两人谈到东北籍东北军中的一些知名人士。谈到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

  吕说:“黄显声在锦州那会儿就跟共产党员刘澜波、宋黎有联系,把警察部队改编成骑二师,跟日本人打,那支部队里就有共产党员,后来在重庆跟杨虎城一起被杀。他本来可以早些走,周总理已经通知他,说戴笠的特务要抓他,叫他赶紧走,连怎么走的路线都说好了,他耽误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抓住了。在狱中,他本有许多机会逃出来。他说,我光明正大,他们怎么抓我的,就怎么放我。蒋介石怎么能放过他呢?”张学良感叹:“他死得惨。”

  张的四弟张学思抗战时期,曾在吕的部队当过参谋处长,作风严谨,工作一直很出色。“文革”中,他与吕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东北反党集团”成员,被关在一起。张学思也很有股硬劲儿,死不低头,一天到晚生气,一生气就抽烟,一根接一根,后来被迫害致死。张学良沉吟了半天,慢慢地说:“他不知道忍耐。顺境可以,逆境就受不了。我是,你明天枪毙我,今天照样睡大觉。”又说:“我有一句话,曾跟年轻人说过,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说起阎宝航,张夸奖说:“他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当时阎宝航已是共产党员,在合法身份掩护下,活动于国民党要员之间,为党搜集情报,保护并营救了不少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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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缪徵流,吕说:“在东北军时,他当师长,我当团长。他思想太落后了。我部队抓的人杀不杀,他也要先相个面。”

  张说:“他还健在,东北人都不愿见他。他起来全是我提拔的,他有个叔叔在内地打仗时阵亡了。我很器重他,送他到讲武堂念书,你从讲武堂出来时,我本来不让你带兵,你一再要求到部队去,他也愿意把你拉过去。他这个人开始很不错,听说后来到了南边有些毛病,跟日本人勾结。现在东北人都不大喜欢他,因为他帮助别人打东北人。他也住在北投,跟我很近,原来我想跟他来往,他信了佛教,慢慢就不来往了。因为他儿子信基督教,他骂他儿子。我认为,这个人现在恐怕神经不正常,不走正道。什么相面、算卦,我才不信那玩艺儿!”

  “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

  张学良又给吕介绍了许多台湾的情况。谈了他对国民党新老人物的看法。谈到蒋家,张说:“现在蒋家的势力过去了。”

  以前我对蒋先生很尊敬,后来发现他有好些事很不地道,那时我们部队不准招兵,可是他让胡宗南招兵。他的手令我都看见了,还要胡宗南不要旁人知道,这样哪行?我批评蒋先生的失败,主要坏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戴笠,一个是何应钦。蒋先生要是放松点,把那些杂牌军队都接收过来,就不至于这样了。

  蒋夫人非常聪明,这个人很厉害,开始的时候,她很想当国民党的主席。

  蒋纬国这个人可没多大作用,我跟他很熟,这个人有点神经不正常。你听他说话,他连自己是谁的儿子都不知道。他本来有背景、有地位,要是神经正常何必这么做呢?

  蒋孝武这个人还算有点出息,他相当聪明;章孝严是“外交部”的次长,这个人好厉害,很有能力;章孝慈,那个在学校教书的,没有多大能力(指政治上)。

  谈到台湾当局的核心人物李登辉与郝柏村时,张说:“我的看法,他俩能合作,台湾不会出什么问题。李登辉是相当爱国的人,不像蒋家,自私自利,李是相当有头脑的,决不会把国家破坏的;这个人我看不是台独,他是个学者,基督徒,我看他很尊重人,很会用人。郝柏村这个人好厉害,军人对他非常崇拜,他脑子是反共的。”吕不同意张的观点,当即指出:“李登辉是跟台独搅在一起的,表面上好像不那么反共,骨子里却支持台独;郝柏村虽然坚决反共,但他主张祖国统一。”

  “假设哪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

  张很关心祖国的统一。他说:“我看,大陆与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总不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如何统一?台湾说我是正统,大陆说我是正统,这个事情是最难解决的。”

  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张说:“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不能说这个是‘中华民国’,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能保存两个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台湾不能还挂青天白日旗。大陆为什么就不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呢?”

  吕告诉他:“是两种制度,政府不能搞两个,台湾是特别行政区。但是有一条,我们现在不能放弃武力收回台湾这一手段。对台湾人民来说,我们不想用武力,不过台湾要是有外敌入侵,或是搞台湾独立,共产党决不能坐视不管。若放弃了使用武力,岂不是束缚了自己手脚,给外来势力、台独分子以可乘之机。”

  张将军说:“这我能理解。不过,我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我跟郝柏村很熟,我知道台湾的武力还是有的,当然空军是不行的,但地面的武装是有相当力量的。”“台湾这么小,大陆那么大,大陆的军队真的打过来了,台湾肯定顶不住,可是一场苦战,双方互有伤亡,都是中国人,真是冤枉。台湾的经济力量不小,要把它毁灭了是很可惜的。”吕说:“我们也不希望中国人自己相互残杀,就等于你过去的主张———和平统一,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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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将军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点力量。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我这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我是一个在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我真是主张国家和平统一的,我不喜欢两岸打起来。我很欣慰的是,现在海峡两岸敌对的意思取消了,假使哪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

  张将军表示,他与李登辉私交不错,都是基督徒,彼此可以讲实话。他回台湾后,要直接和李登辉讲明在纽约与吕见面的情况,转述“一国两制”的政策。他说:“我不能替李做主,也做不了主。但可原原本本地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李。听不听在他。”

  张问吕,对台湾有什么话,他可以带回去,吕说:“别的一时谈不拢,但望早日实现‘三通’。”吕希望张今后在海峡两岸多走走,常来常往,张表示赞同,说:“我也愿意跟大陆的中枢诸公认识认识,不但邓小平,就是后继的江泽民,我也想认识认识。也许将来两方面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纽约三次会晤,虽未免短暂、仓促,但张将军与吕无所不谈,涉猎颇多。临分手时,张将军依依不舍地告诉吕,他也许会去洛杉矶与美国总统布什见面,但他不能等,因为他有自己的安排。如果成行的话,希望在洛杉矶再次相聚。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将军未去与布什会面。6月25日,张将军结束了105天的旅游探亲,与夫人返回台湾。不久,他托人给吕捎来口信:“因眼疾好转,近日不会回大陆治病。”1992年11月30日,张学良又托其侄女张闾蘅带信给吕:

  正操弟惠鉴:

  由美返台,一切尚好,惟耳觉、视力大为退化,九一老人,能如此已知足矣。

  请代向中枢诸公问候。

  张学良再拜上

  十一月三十日于台北

  (本文原注释:当时李登辉刚上台不久,其台独面目尚未败露,他的两面派手腕确实蒙蔽了一些人,张学良也不例外;加之又是李登辉上台后批准张赴美探亲,张有感恩之情,对李有好感。在对李登辉的看法上,张与吕还争论了一番。在李登辉的台独面目进一步暴露后,张学良即离开台湾赴美定居,并把房产卖掉,书籍送给东海大学,家具赠给亲友。声明永远不回台湾,但没有放弃回大陆的念头。人们谈到张定居美国的原因:如气候环境和老朋友们先后故去、其亲属大都在美国定居等,显然是不全面的。他在台湾生活了数十年,怎么一下就突然感到气候不适合了?显然不是。)

  国民党失败的真相:张学良被囚50年才敢说

  【导读】“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

  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张学良与蒋介石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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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

  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

  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

  “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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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

05月

18

2017

  【提要】林彪不去朝鲜打仗,有人说林彪是怕美帝国主义,怕朝鲜战争失利,一世英名受到损伤。还有人倾向于林彪个人身体因素及其国内政坛上背景使然,你怎么看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接洽军火问题、飞机支援的问题。谈判以后,林彪留在苏联克里米亚的索契疗养,林彪对周恩来说,中央一旦需要我,我立即回去。

  但是林彪确实在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和毛泽东态度不一致,他是和刘少奇等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一致的,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战争刚刚结束,是不是不出兵更好,所以,他对出兵是持保留态度的。

  其实,林彪在新中国以后,他的心理上是双重心理,行为是两面行为。第一个他的双重心理,第一面,他对毛确实有推崇、崇拜的这一面。他确实是佩服毛,经常看毛的东西,看毛的小册子等。

  他在学,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时候他也经常学这个东西,他有佩服毛的这一面。另外一面,极为担心功高震主,对毛主席早有提防。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这个倾向就很强烈。

  林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比彭德怀有知识得多,彭德怀也有知识,但是林彪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马上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的心态也就是他以后写过的一个条幅,叫“勉从虎穴暂栖身”,就是刘备在曹营的心态。

  他亲自手写的座右铭,新中国成立初就写了,“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自己非常清楚,非常担心自己的功劳太大,会引起毛的误会。这是他的两面。那么,他的两面行为是什么行为呢?第一面是显得自己毫无政治欲望,到了无欲无求无欲则刚的地步了。

  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就长期休养,不和任何领导人串门子有来往,包括不和毛泽东有来往。他自己手书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是他真实的情况。他虽然想无欲无求,但他根本做不到。

  他的修养还不够火候,真正够的是我们尊敬的刘伯承元帅,刘伯承元帅真正做到了无欲无求,而我们当时林副统帅根本做不到。1953年,毛泽东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就是大区撤销。大区撤销以后,这些领导人都要进北京去了,但是,对林彪一时没有安排工作,这件事对林彪的刺激非常大。

  所有人都论功行赏,比如说高岗,权力极大;邓小平从西南到了北京担任中央秘书长。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林彪什么都没有,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1953年发生了高岗事件。

  高岗和林彪在东北时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高岗对林彪非常尊重,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岗的地位比林彪高,但是高岗始终还是能把自己和林彪的位置摆好,他对林彪非常尊重。1953年,毛主席对周恩来和刘少奇不满意,高岗四处活动,他捕捉到或者得到某种信息,就开始了倒刘倒周的活动。

  他到杭州见了林彪,和林彪谈得非常投机。但政治上风云莫测,很快几个月以后毛主席抛弃了高岗,这件事对林彪的震动极大。把林彪吓得缩了回去,从此再度谨慎起来,又闭关不出了。

  1954年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又不安排他具体工作,当然林彪对外都说他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五十年代的几个重要会议,清除高岗的会议,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林彪基本上都不参加。林彪对于所有会议都不参加,都请假。此举颇为吊诡。

  林彪为何说为拯救朝鲜而打烂中国划不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区直接受到战争威胁,又考虑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建议中央成立东北边防军。对毛泽东的意见,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很快,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以第十三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措施。

  1950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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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

  从这份参会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兵种负责人,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会议讨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和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车运计划和兵源补充等问题。

  林彪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会上,他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中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中朝关系等方面,论述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必要性。同时,他更多地对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原则作了阐述。这些原则,就是以第十三兵团为骨干,组建东北边防军。

  今后,东北边防军也作为中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摆在东北地区,对内可以保卫中国东北地区,对外也可以作为一支战略威慑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林彪再次发言,就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他发言总的精神是:第四野战军在这个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及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以及1个高射炮团、1个工兵团,共计255000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这些部队大多数是来自林彪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他亲自提名粟裕作为入朝部队的先期主帅,到东北地区去带兵。考虑到现在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以第十五兵团司令部组成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及高射炮部队。会议决定,为了集中指挥,成立第四野战军特别司令部,上述部队统一由第四野战军特司负责指挥;空军方面,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也统一由第四野战军特司指挥。

  这一系列决定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后,于13日报毛泽东批准。从上述决定可以看出,林彪对于保卫祖国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坚决支持的。中共中央最初也确曾同意在必要时由粟裕率领中国军队先期出兵朝鲜。

  但可惜的是,粟裕身体不好,不能赴朝指挥作战。从近期出版的《粟裕年谱》中可以看到,就在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时,粟裕正在青岛治病。他得知中央的任命后,十分着急,便托罗瑞卿给毛泽东捎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即于8月8日写了回信。在复信中毛泽东说:“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此前,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治病,而萧劲光、萧华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确实考虑让林彪赴朝指挥志愿军

  从来就没有放松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警惕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先后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

  8月下旬,朝鲜人民军向南的攻势减弱了,朝鲜战场上出现僵持局面,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不可能。他和周恩来开始物色新的东北边防军统帅人选。很自然地,他们想到了林彪。

  为什么他们会想到林彪?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林彪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抽调的大多是原四野的部队,他本人也参与了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由他指挥作战比较顺当。

  二是林彪在军事上是有才干的,当时军队中就有林彪“三大战役有其二”(指林彪参加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渡江战役有其半”(指林彪在渡江战役中指挥了西线军队过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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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林彪很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对林彪有过这样的评价:林彪打仗又狠又刁。四是出兵朝鲜肯定要与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军事顾问配合行动。在东北期间,林彪曾和朝鲜党领导人共同作战,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曾是林彪的部下;

  在苏联治病期间,和苏联军队的高级将领关系也很好。五是抗美援朝必定要在冬季作战,而林彪有指挥大部队冬季作战的经验。总之,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林彪是率兵入朝最合适人选。

  毛泽东就拟派林彪赴朝指挥作战一事,曾与中央书记处的几名书记交换过意见,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也都赞成。中央也曾在一定范围内酝酿过。毛泽东经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商议后,有意识地让林彪多接触些关于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的准备情况和来自朝鲜战场的信息。

  其他中央领导如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国家副主席高岗、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也都知道此事。但中央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件事,也没有为此做出过正式决定,自然也没有与林彪正式谈过这件事。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被动局面,美军趁机加速向朝鲜北方推进,美国的侦察飞机已经飞入我国东北地区上空进行侦察。显然,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毛泽东认识到了派人入朝的迫切性,他指示东北边防军加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同时,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尽快确定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主帅人选了。

  但是,毛泽东显然考虑到了林彪的身体情况,他并没有直接命令林彪赴朝率兵作战,而是先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征求林彪的意见。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林彪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

  有人说,林彪没有参加朝战是最大的失策,那么林彪拒不参战真的是因为有病吗?林彪曾断言美国不会打过鸭绿江,这一切的根据是什么呢?

  所谓真相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背景,这是一场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格局的角逐,南北朝鲜都是受害者,中国自然也是无奈的受害者。

  林彪并没有因为惧怕美国而在带兵出征问题上退缩;林彪在开战起初的讨论中表现出了他独领风骚独具慧眼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素质。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1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10月2日至10月5日,连续四天,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出兵朝鲜问题。

  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

  “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陈毅说得对,我们需要休养生息。

  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不失为一个机会。”

  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

  毛泽东问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

  林彪认为不会。“美国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

  “如果美国想侵略中国,我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而我们现在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上看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

  时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回忆:“林彪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打两个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们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最好不出兵,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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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虽么说,林彪还是做好了入朝作战的准备,换了住处,换了不宜出国的内勤。林办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他们换了新军装(包括毛巾、水壶在内都无字)。

  最终,毛泽东决定彭德怀挂帅。周恩来在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如果林彪身体好,是不会叫彭德怀去的。”

  林彪的司机回忆说:“10月8日,那天早上,我把林彪和叶群送到中南海,汽车在毛主席院子的南门停下。林彪和叶群下了车,走进了院子,然后和周恩来去机场,飞往苏联,之后周恩来回国,林彪留在苏联治病。”

  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四野一个师和两个团留下。中央军委同意四野所有朝鲜官兵返回朝鲜工作,但是林彪的这些部下,在朝鲜却是如下结局。。。

  1949年7月13日,金日成决定将朝鲜师调回国,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同月,166师官兵在政治委员方虎山率领下从安东入朝,164师在副师长李德山率领下从图们入朝。笔者对当事者高判坤(GoPanGon)访谈记录,2000年7月29日于吉林省蛟河县。这两个师编入朝鲜部队前,都加强了干部的军事训练。164师副班长以上官兵150名从新义州入朝,进平壤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两个月后,去罗南与大部队会合。

  笔者对当事人金治茂访谈纪录,2000年7月2日于吉林省磐石县。此外,164师还于5月中旬选拔连、营、团级军事干部到东北军区接受军事训练。6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派教官到长春举办干部训练班,对班、排级干部进行正规化训练。临行前,这些部队又补充了大量兵员。1949年7月,吉林省政府和军区指示,补充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仅延边地区一周之内就有1390人报名参军。

  164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831名,长枪5297支,刺刀3456把,短枪588支,机关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一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166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320名,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重机枪91,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讯号枪13支,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60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945匹。到1950年,已经南下的朝鲜族官兵开始回国。

  1950年1月8日,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苏联外交部致电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编成内还有16000余名朝鲜族人,并有整建制的朝鲜族部队,总计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族人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族人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派至朝鲜。”该电还指示什科特夫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抗美援朝真正原因被曝光,震惊国人!无地自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那一刻,整个中华民族都沸腾了。二战终于结束了,残酷的八年,牺牲了三千五百万人,中国终于赢了。

  但中国真的赢了吗?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雅尔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是:

  1.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需予维持。

  2.大连商港须国际化。

  3.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必须恢复。

  4.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的公司经营。

  1945年6月,美、苏、英三国将《雅尔塔协定》通知中国。这一幕实在是太让人熟悉了。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就是这样通知捷克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二战的战胜国吗?很不幸,对于中国是二战战胜国这件事。美国人没有理会,英国人没有理会,苏联人也没有理会,就连我们二战的敌人日本人同样没有理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得到的胜利成果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随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当时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是战胜国,我们得到的胜利成果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了苏联,外加上承认蒙古的独立。结果我们却举国欢庆,感谢国民政府带领中国取得了世界大国地位。这得多么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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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战胜国?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1945年5月,苏联炸平了柏林,这叫战胜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这叫战胜国。

  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在二战中牺牲了三千五百万人就叫战胜国。那么这个战胜国得到的胜利品只能是雅尔塔协定。

  当我第一次看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时,当看到邓世昌下令向日舰撞去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这个民族的骄傲。因为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诞生这样的英雄。

  但当我第二次看甲午战争资料时,内心却充满了屈辱。在邓世昌英雄行为的背后却是这样的事实:开战前,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大和最先进的舰队。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人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当我第一次看九一八事变资料时,当看到马赞山举起义旗向日本人进攻时,内心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骄傲。因为只有一片伟大的土地才能诞生这样的英雄。

  但当我第二次看到九一八事变资料时,内心却充满了憋闷。在马占山的英雄行为的背后,有着同样的冰冷事实。当时在东北,中国军队有十六万人。日本关东军只有两万人。就是这个两万人的关东军向十六万人的中国军队发起了主动进攻,并把十六万中国军队赶出了东北。

  当我第一次看长城抗战的资料时,当看到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和日军肉搏时。内心充满了对这个民族文化的骄傲。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让一个民族面对侵略时,充满决死的勇气。

  但当我第二次看长城抗战资料时,却只想哭。残酷的事实是当时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有二十五万人。发动进攻的日军却只有八万人。

  猖狂的日本人,赤裸裸的蔑视啊!在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中,是按一个日本人能战胜十个中国人来设计进攻计划的。当在看抗战资料时,你会想大声呐喊,但你却永远喊不出来,因为有一口气,隔在你的胸中,你吐不出来。

  当二战结束,中国胜利后,我以为从此日本会正视中国。可是我错了,日本是战败了,但是日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在抗战中打败过它。它对胜利者的敬畏是留给美国和苏联的,一个战败的民族对待一个战胜的民族居然只有四个字:东亚病夫。二战中,中国三千万人的白骨居然没有给这个民族换来哪怕一点点尊严。

  我们难道不是东亚病夫吗?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唯一拥有的记忆就是屈辱。广州合约、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印藏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这些条约的民族难道不是东亚病夫吗?

  当八国联军侵华时,总共也就一万七千余人。就是这一万七千人它侵略的却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民族。当我每次看到圆明园的遗址时,就仿佛又看到了西太后仓皇逃离北京的情景。

  但我耳中回响的却是二战时苏联人保卫莫斯科的口号:俄罗斯虽大,身后就是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俄罗斯人懂得一个民族尊严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那我们呢?英国人对祖鲁人,意大利人对埃塞俄比亚人,也没有像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么猖狂。祖鲁人,埃塞俄比亚可都是原始部落,原来在那些西方人眼中,中国人连原始部落都不如。

  渡江战役时,百万大军云集长江。两艘英国炮舰居然就想改变中国的进程。结果紫石英号在长江中遭到三野的果断炮击。

  消息传回英国后,英国的议员们居然叫喊要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远东来教训中国。这就是西方人对二战的战胜国,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态度。蔑视啊,一个已经衰落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表露的居然是赤裸裸的蔑视。

  每一面旗帜都是用鲜血染红的,但这些鲜血却并没有换来西方人的尊重。一面写满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旗帜就是再用鲜血去浸泡,也绝不会让西方敬畏。

  在百年积弱的中国,整个民族都在呼唤一面旗帜,一面染满了那些高贵西方人鲜血,让那些西方人懂得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平等相处的旗帜。也只有这样一面旗帜才是中国需要的旗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成立却不是在那一天。推荐关住:微信查找“三军集结号”.一个大国没有经过战争的血洗怎么可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成立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签订停战协定那天,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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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津湖,在龙源里,在松骨峰,在大同江,在上甘岭,一百多万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洒在了那片土地上。有十七个国家一百万联合国军的鲜血。抗美援朝战争,是三百年来中华民族对西方列强第一次发起的主动反击。它用一百万联合国军的鲜血告诉了全世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也拥有不屈的意志。

  有一个美国将军在板门店曾说到:他是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这是美国建国两百年中的第一次战败。也就是那场战争,让世界第一次认识新中国。从那场战争后,就再也没有西方国家叫嚷要用两艘航母来教训我们这个民族了。

  就再也不会有哪个军部去设计一个人就能打十个中国人的这种进攻计划了。而二战中的战败国日本,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才从精神上真正承认自己被中国战败的。也只有在那场战争后,中国军人才能挺起胸膛说:在中国海岸边架上两门大炮就能奴役一个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读初中时,有个老师是印尼华人。他是在印尼出生的,他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放弃了印尼国籍,返回中国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对我说:因为抗美援朝后,他第一次觉得他想做一个中国人。

  有个铁杆的国民党将军一九四九年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但他没有回台湾,而是定居在了南非。在南非坐公交车有个规矩,只有白人才能坐前面。

  这个将军每次上车时,都主动走到后面和黑人坐在一起,但他有一天上车后,主动向后走去时,那个南非的司机拦住了他,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请你坐在前面。他从这个司机那里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人。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仰天长叹。

  也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苏联把在二战末期在东北拆走的机器设备又还给了中国。中苏两国于 1950 年签订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1952和1954年,苏联分别将中长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也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在美国的沉默中,在苏联的默许中,中国彻底收复了西藏和新疆,奠定了中国现在的版图。

  可以这么说全世界华人的尊严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打出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人的牺牲换回来的,当然这里也包括台湾。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人啊,你们有何面目搞独.立,你们为全世界的华人做过什么,如果没有请闭嘴。

  【相关阅读】谁是邓小平下令寻找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

 

  邓小平下令寻找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是一个传奇英雄,而寻找柴云振的过程也是一个传奇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许多家新闻媒体都先后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一位失散了30多年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终于被原部队找到,并佩戴上了早就属于他的英雄勋章。他叫柴云振,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八连七班班长。从此,柴云振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说起寻找英雄,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叫李天恩,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抗美援朝期间,他是志愿军十五军军部《战场报》的记者。后来这支部队改建成空降兵,他又当过军政治部的宣传处处长,1983年离休后,军首长请他出任空降兵十五军军史编写组组长。

  在军史编写的过程中,军史编写组接到军首长给他们下达的任务,就是寻找英雄柴云振。同志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始查找,可是柴云振的情况很特殊。因为,自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后,他的英雄勋章就一直没有人来领。部队也不知他的下落,他的籍贯是哪里?他当时是牺牲了还是仍健在?他的英雄事迹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可翻遍了部队保存的档案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军史组成员知道李天恩在抗美援朝时就采访过柴云振的事迹,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就向他请教。李天恩说:“我也没有见到过柴云振本人。是得知他的事迹后,到他们团里去找他的战友们采访的。”

  李天恩的回忆,把大家带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志愿军十五军在朝鲜战场上是支响当当的英雄部队,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来自这个部队。柴云振所在的一三四团八连是其中的一个英雄连队。就是这个连队,在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坑道作战34个昼夜,毙敌逾千,该连有一面被穿有381个弹洞的战旗,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被誉为“上甘岭特功八连”。电影《上甘岭》中的那个八连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原型的。在参加上甘岭战役之前,这支部队曾经在朴达峰打过一次漂亮的阻击战。柴云振就是在朴达峰阻击战中成为英雄的。

05月

18

2017

  【提要】王震,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在他临终前,曾说了一段话,很客观的评价了毛主席的的一生,也揭露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王震同志于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

  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1993年2月3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江泽民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

  王震在的这几次谈话涉及内容很广泛,主要有:

  1、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适应了这个要求。

  2、毛泽东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

  3、毛泽东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

  4、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王震遗言)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不是右派的党内人士都指责毛泽东主席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

  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

  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在路线问题上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主席在许多问题的表决时在中央的领导决策层中确实总是属于少数。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这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历史事实吧!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这个伟大的胜利所陶醉,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他的同事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毛主席的眼光和胸襟。他想到的是以后更长远的事情。而其他的领导人可能只是陶醉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只有毛主席能想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后的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率领全党和人民推翻反动的就政权不是为了共产党建立一个政权,而是要为人民大众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我们已经知道,在七十五年前的井冈山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因为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农民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是永远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所以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时刻把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组成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当成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在延安,毛泽东按照他的想法所组织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考虑的不是胜利以后怎样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应该想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所产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同僚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在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一九五三年一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和右倾保守的领导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多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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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决不会妥协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以后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十多年以后毛主席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这就是毛泽东,他看问题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毛泽东总是站在长远的立场上,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却基本上都是属于“摸石头过河”的理论思维。所以毛泽东的思想总是与他们的思想发生交锋而发生诸多矛盾。

  在建国的二十八年中一直是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矛盾发展到了极端。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才会有许多领导人对他的路线进行激烈的批评和严厉的批判、并且彻底扭转了他的原来的正确路线。才会有一些右派分子恶意的对他进行指责和攻击。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到了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还是毛泽东所提倡和坚持的革命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

  王震在他临终前发出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叹,表达了许多曾经批评过毛主席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

  再举几个例子。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在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时,就有许多人不理解。那还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同时还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之中,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战线对那些反动思想的斗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在文化艺术上这个小问题上动这么大的火气?

  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原文是怎么说的:“《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极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听来还是令我们振聋发聩,让我们的大脑保持着清醒。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是应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文化,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而决不是把歌颂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反动文化放在首位。

  毛泽东还说:“《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地步。”

  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还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特别是”的这些年里,我国的文化艺术界对那些封建时代的皇帝、文武大臣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和热烈的吹捧。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光辉历史扔到一边,把那些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集团和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描写的十分完美,在一定的程度极大的蒙骗的毒害了一代人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笔下和作品中,好象封建社会的统治才是最完美的统治,那些古代的封建皇帝是应该永远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在那些艺术作品里,人民群众都不过是愚不可及的、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的奴才。这些不正常的反历史的文化现象,和毛泽东在解放初的时候,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所提到的那些情况又何等相似啊!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毛泽东思想称为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我每当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反感和发腻,大多数的人跟毛泽东差着好几个档次呢?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现在都不过是如何学习运用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当时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都相差甚远。有的人的思想甚至与毛泽东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怎么能把他们的思想归结过毛泽东思想里面呢?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工商业改造方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上、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毛主席都是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力排众议而促成的。

  但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思想是从几千年的封建旧社会脱胎而来,他们的思想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改造,他们对毛泽东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也始终没有深刻的学习和领会,更不要说掌握了。所以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就把毛泽东思想抛弃到了一边,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立刻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那一套是正确的。

  再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没有小岗村这个落后典型产生,他们也照样会把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实行和旧社会中相同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制度,他们不明白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没有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以后,这个政权其实是和保甲长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思想水平,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心里才舒服。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懂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和最终目的,不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所需要经过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为他们超越了毛泽东,以为他们创新了什么先进的理论。其实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把社会又拉向了倒退。使人民群众又重新回到了旧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吃了二遍罪、又受了二茬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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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使中国人民感到荣幸的是中国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曾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中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又在他的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演习,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给全国的革命人民群众上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这就保证了那些资改派们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把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因为有几亿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在用眼睛盯着他们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在我们党的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带领下把资改派们赶下台。相信毛泽东三十多年前的预言早晚一定会应验。

  苏联没有出现过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毛泽东,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度没有出现过毛泽东,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主要原因。因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一些民主革命派,他们的步伐一点儿也跟不上毛主席的步伐,毛主席只好带领拥护他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了。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只属于人民和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而不属于任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落后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利益集团。

  中国人民的最大荣幸和骄傲:就是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中国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荣幸的自豪。

  毛主席临终前,把华国锋叫到跟前,交代了六个字。华国锋不负众望,一举剿灭了四人帮,当他再次来到主席遗体前,说了一句喃喃细语......

林彪给毛主席提朝战建言,若采纳历史将改写

  【提要】林彪答:“最好不出兵,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屯兵不打,出而不战。这就是林彪给毛主席提的朝鲜建言,如果毛主席能采用这条建议,如今的中国怕是另外一番景象。

  1950年刚过完国庆节,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却格外沉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忽然参战,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最后只能请求中国政府出兵。

  10月2日至10月5日,连续四天,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一个最重点的问题:是否要出兵朝鲜?

  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林彪说:“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他们都不出兵。而我们才建国几个月, 陈毅同志说得对,我们现在需要休养生息。“

  林彪继续分析:”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不失为一个机会。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

  毛主席沉吟了一会,问他:“美军会不会越过鸭绿江?”

  林彪答:“美国若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

  “如果美国想侵略中国,我自愿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而我们现在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上看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

  林彪总结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

  “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打两个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们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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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毛主席问林彪对朝鲜问题有什么思路。

  林彪答:“最好不出兵,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屯兵不打,出而不战。这就是林彪给毛主席提的朝鲜建言。

  最终,毛泽东决定彭德怀挂帅。周恩来在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如果林彪身体好,是不会叫彭德怀去的。”XLW

  综合来说,前三次战役确实要用到彭德怀这种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大气魄,但在后面的二次战役,用林彪的稳当以及粟裕的细腻来指挥做战,可能效果会更好。在坊间早就有一个说法叫:粟裕领军入朝,战果会比原来的大;林彪领军,损失会比原来的小。

  大家都知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一开始的统帅人选是粟裕,但因粟裕有病没去成。林彪也是大热人选,但毛主席考虑到林彪的身体,最终选择让彭德怀统帅志原军入朝。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统帅志愿军的是粟裕或者林彪,结果会不会有不同?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两个方面。一个是三位将领的作战风格,二是朝鲜战争各阶段的特征。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三位都是我军指挥能力卓越的将领,但他们的统兵风格又有所不同。

  彭德怀的作战风格跟他为人一样,刚正大气,大开大合,给人极强的震撼力,而且善打逆风战。比如百团大战就是极为典型的战例。但这种风格往往杀敌一千之时,难免会伤及自身。

  林彪被军事迷称为将才第一,其指挥艺术比较全面,极擅长指挥大兵团打大战役,其风格稳健又机敏。善于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击之。如果林彪占优势,那基本就处于不败之地。如果不占优势,林彪则会忍耐,利用运动等方式创造优势。这就是孙子兵法里讲的:先不败而后求胜。

  粟裕以其鬼诡多变的指挥风格称雄战场,同样受到一大票军事迷的追捧,其作战风格出奇不意,就像行走在悬崖边上,但总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给对方致命一击。林彪就称他打的是神仙战。可以说,势均力敌之下,笑到最后的往往就是粟裕。

  如果由林彪粟裕来指挥朝鲜战争,结果是否会更好?

  再看朝鲜战争的各个阶段。朝鲜战争一共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交战阶段,二是相持阶段,三是谈判阶段。主要的大战都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五大战役。

  第一战役是1950年10月25打响,到11月5日结束。

  这是一次相互认识的遭遇战,双方都摸不清对方的底,双方又都在往前方冲,最终撞到了一起。彭德怀称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可以说,这个战役比的就是决心、勇气。是双方蒙着眼睛的大碰撞。谁迟疑谁就会落下风。

  这一战,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迎难而上,奋勇而击,最终取得胜利,将对方从鸭绿江赶到了清川江以南,稳住了战局。

  第二战役从1950年11月7日开始,到12月24日结束。

  这是整个朝鲜战争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经过第一次的接触,志愿军打出了信心,美军也压了压惊,最终判断中国军队只是小股出击,从而决定大反扑,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声称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彭德怀抓住对方轻敌的心理,诱敌深入。志愿军三十八军则大胆迂回包抄,切断美军退路。从而实现了对美军的包围,最终大败美军,使美军仓皇奔逃。

  美军10天败退300公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此为“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麦克阿瑟也从一开始的轻视变为重视,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报告: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美国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之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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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战役是一次趁胜追击战。

  战斗从1950年12月31日夜开始,到1月8日结束。志愿军挟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势,发动全面攻击,突破三八线,打到三七线,并解放汉城。

  第四次战役是一次防御战。

  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转入休整,美国则趁机发起全线反扑。此战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历时最长。经过艰苦作战,志愿军抵住了美军的疯狂反扑,最终导致美军主帅麦克阿瑟被撤职。这一战后期也暴露了志愿军太过突进,补给供应不上的问题,也就是美军司令员李奇微所说的“礼拜攻势”。打七天,志愿军就因为补给问题是停下攻势。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

  这是朝鲜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一百万兵力进行较量,最终以志愿军稳住三八线,双方开始寻求谈判解决争端而结束。这一战也是恶战,志愿军损失比较惨重。

  这五个战役,总的来说,前面三次是很成功的,有效的阻击了美军,将对方从鸭绿江打回到了三八线,但后面二次比较激进,比如提出口号要打到三六线去。而志愿军的供应没有跟上,这给美军可乘之机。

  了解了这些,我们大概可以谈谈指挥上得失了。从前三次来看,彭德怀的指挥是十分出色的,也把彭德怀这种大开大合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彭德怀敢于打这种蒙着眼睛的较量。但后面的指挥上,欠缺一些稳妥性。从这一点上看,林彪应该更合适一些。林彪的特点就是稳中求胜,稳中出奇。不打没把握的战。

  而且彭德怀还有一个不太合适的地方,就是入朝的部队主要是以四野为主,这是林彪经常指挥的部队。如果由林彪来指挥,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而粟裕打仗更工巧,更细腻。这种风格用来围歼对手最为合适不过,比如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第二战役能够有粟裕参与指挥,可能战果会更大一些。

  综合来说,前三次战役确实要用到彭德怀这种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大气魄,但在后面的二次战役,用林彪的稳当以及粟裕的细腻来指挥做战,可能效果会更好。

  在坊间早就有一个说法叫:粟裕领军入朝,战果会比原来的大;林彪领军,损失会比原来的小。X

  A、参战的将领堕入地狱,反战的将领青云直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主张出兵抗美援朝,中央高层支持者寥寥,反对者众多,林彪的反对最为坚决。而且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出任抗美援朝总司令。无奈中毛泽东只好招来了在大西北的彭德怀,彭德怀坚决响应毛泽东,坚决支持出兵援朝,慨然答应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美军的炮火

  惨烈的战斗

  在朝鲜三年血战,率领百万大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打出了军威国威。彭德怀由此成了国际上著名的军事家,其赫赫战功在国内无出其右者。

  在1958年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恨死我了!我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与彭德怀

  果然,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大跃进的问题提了一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彭德怀“犯”了自己,勃然大怒,给彭德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一巴掌打入地狱,15年不得翻身,至死方休。

  抗美援朝的二号功臣高岗、洪学智、邓华等人也下场悲惨。高岗与1953年被迫自杀,洪、邓二人也随着彭德怀的倒台,被打成反党分子,20多年受尽磨难。抗美援朝的几大功臣,几乎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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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

  而反对抗美援朝的林彪,50年后一直在家养病。当彭德怀在朝鲜浴血奋战立下首功、回国后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之时,林彪闭门不出,寸功未建。然而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竟然提拔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远远超过了彭德怀。

  这一次提拔林彪超过彭德怀,使很多人大惑不解。

  毛泽东与林彪

  林彪固然战功显赫,可排第一。但是,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林彪一直是彭德怀的下级,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均在彭德怀之下,从整体上考量,彭德怀的战功不在林彪之下。所以在十大元帅排名中,彭德怀第二,林彪第三,是十分科学而有道理的。

  但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彭德怀的战功就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后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政绩、功劳和威望远远超过了一直养病的林彪。最该提拔的彭德怀却原地不动,最不该提拔的林彪却青云直上,提拔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

  黄永胜

  紧接着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作为毛泽东搬来的救兵,批判彭德怀出语惊人,立下头功,毛泽东把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工作的第一副主席统统拿下,一起交给了林彪。有职有权炙手可热的林彪开始了向权力顶峰的跨越。

  还有奇怪的,抗美援朝的主干部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是黄永胜,毛泽东认为他不堪大用,将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与黄予以对调,邓华接任十三兵团司令员,带兵入朝,成了抗美援朝的英雄,黄永胜成了被淘汰的“狗熊”。然而在文革中,紧跟林彪的黄永胜被毛泽东提拔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跟着彭德怀抗美援朝的邓华,和彭德怀一样,都成了黄永胜的阶下囚,受尽了凌辱摧残。

  支持并参加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主要将领们,几乎都遭到沉重打击,一个个下场悲惨,而反对和脱离抗美援朝的将领们(黄永胜1953年赴朝,战争早已基本结束),却在毛泽东的提携下青云直上,红得发紫。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B、爱国者受尽磨难,叛国者享尽尊荣

  送别志愿军的人民群众

  第五次战役后,有2.2万志愿军战士成了美军的俘虏。在双方的谈判中,中方要求将战俘全部遣返回中国,美方则坚持要根据战俘的志愿,愿回大陆则回大陆,愿去台湾则可以去台湾,美方则加以“甄别”,决定战俘的去向。

  就是这一决定,在美军控制的巨济岛战俘营里,爆发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国共内战,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的生死大搏斗。

  抗美援朝志愿军队伍

  为数不少的战俘愿意回大陆,而不少原本是国民党俘虏兵的和一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则愿意去台湾。美军由于仇恨中共,希望去台湾的越多越好,回大陆的越少越好。于是策划台湾特务和愿去台湾的死硬分子,用欺骗宣传和威胁利诱的办法,用严酷刑罚、身上刺字,甚至用剖腹剜心的惨烈手法,逼迫那些愿回大陆的人去台湾。

05月

18

2017

  张灵甫是孤军冒进吗?

  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改变战略,对陕北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其中在山东战场投入了60个整编旅(师)约45万人:以43个旅25万人组成三个机动兵团,另外以17个旅20万人组成负责后方守备和策应机动兵团。三个机动兵团各以一支精锐部队为核心,实力最强的第一兵团的核心就是整编74师。整编74师的前身74军在抗战中战绩显赫,被誉为国民党军的五大王牌之首,又因为其在抗战胜利后负责卫戍首都南京,因此有着“御林军”之称,是国民党军的头号精锐。所以,就有人认为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自恃74师美械装备战力强悍,素来骄横不可一世,孟良崮战役也是他急于抢得头功而孤军冒进,以致被解放军包围。

  孟良崮,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首的74军葬身之地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张灵甫黄埔四期毕业,不到十年就在胡宗南的第1军中当上了团长;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王牌部队74军中从团长、副旅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一步不落地升任军长,具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张灵甫与解放军在两淮、涟水也有过多次交手,对解放军也有相当的了解。

  这次重点进攻开始后,为了激励士气,他在媒体及下级官兵面前做出一副志在必得、胜券在握的高姿态;但在实际指挥上,却一直对将整编74师这样的重装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很是不满,多次向“国防部”要求转战平原地带或休整。由此,“国防部”甚至认为张灵甫如今已经成了“懒牛”,一打仗就只会“鬼叫”,不肯出力。

  5月上旬,解放军主力东撤莱芜、新泰、蒙阴一线的鲁中解放区腹地,国民党军被这一假象所迷惑,判断解放军已经“兵疲势衰”,遂命令第一兵团向坦埠、沂水推进,第二兵团向博山、张店推进,迫使解放军与之决战。第一兵团以张灵甫的整编74师居中,整编25师、83师为左右两翼,限令两天拿下坦埠,74师和两翼之间的距离少则五六公里,多也不过七八公里,虽然中间有山峦阻隔,但这点距离怎么也算不上是孤军冒进。

  5月11日,74师按计划开始进攻。但张灵甫只派51旅北渡汶河,两个主力旅则始终留在汶河南岸,这样的部署说明张灵甫还是很谨慎持重的,即便前方情况有异,也能及时应变。但是第一兵团却要求74师必须全师北渡汶河,务必于14日中午前占领坦埠。在兵团的压力下,张灵甫才决定13日留下一个后卫团,主力渡河全力向坦埠发起攻击。

  

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

  13日,74师经激战攻占马山、迈逼山、大箭,距离坦埠已不到6公里。马山是坦埠的最后屏障,攻下马山后,坦埠已经无险可守,眼看坦埠指日可下,但两翼友邻仍是进展迟缓。张灵甫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被解放军乘机反攻,张灵甫于傍晚下令,放弃新占阵地,只在前沿要地留少数部队警戒,主力全线收缩至汶河沿岸,使全师处在可进可退的态势。

  13日入夜后,74师全线遭到解放军主力猛攻,更严重的是两翼的83师和25师也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被迫后撤,这样一来,74师与左右两翼就出现了10多公里的空隙。张灵甫立即判断出解放军已经有了围歼74师的意图,于是他接连向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告急,但汤恩伯告诉张灵甫会尽快解决两翼友邻的协同问题,74师还要继续进攻坦埠,张灵甫也只好放弃了后撤的念头。

  

孟良崮是绝地

  月14日一早,74师正准备按计划向坦埠进攻,不料各旅报告对面解放军已经抢先发起进攻,而且投入的兵力比前两天还要雄厚,张灵甫立即命令暂停进攻,就地转入防御,但解放军对74师两翼合围的钳形攻击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上午9时许,张灵甫判断解放军准备围歼74师,决心不再服从攻取坦埠的命令,他命令师主力以51旅为前导,师部居中,57旅殿后沿孟良崮以西向南撤退,58旅则占领孟良崮一线掩护师主力后撤,在师主力撤退后再单独沿孟良崮以东撤退。

  74师的撤退还是比较迅速的,在中午前后51旅已经到了孟良崮附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74师主力将可以在14时左右撤到垛庄。就在这关键时刻,正向垛庄穿插迂回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纵比74师抢先赶到了孟良崮,发现74师主力正在南撤,1纵独立师1团团长王诚汉意识到情况紧急,立即果断放弃抢占垛庄的原定计划,转而抢占公路东北的285高地及西北无名高地。几乎与此同时,独立师3团也抢占了孟良崮以西的330高地,随后1团、3团便占据高地向正沿公路撤退的74师猛烈开火。

  张灵甫接到51旅退路被切断的报告,立即意识到,如果不能及时退回垛庄,不仅得不到粮食、弹药补给,而且会被困在狭窄的公路上,于是立即命令51旅全力反击285高地和330高地,打开撤回垛庄的通道并打通与25师的联系,同时决定全师退守孟良崮。这时,解放军4纵和9纵从北面压过来;8纵已切断74师与83师的联系;1纵主力也已迂回到汶河沿岸至界碑一线,切断了74师与25师的联系。在这种局面下,尽快抢占制高点,稳定住局面后再图反击,是很正常的应对之举。而且在这个部署中,张灵甫只派了一个团控制孟良崮,主力摆在界碑、临蒙公路两侧便于机动的位置,并尽量与左右两翼友军相连接。张灵甫做出的部署完全是依托制高点靠拢友军,重点在于自保,并没有在孟良崮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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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没有水源,又是石头山,是标准的绝地

  经过反复争夺,74师各旅都在黄昏前占领了指定位置,张灵甫也将师部安排在540高地,总算松了一口气。对于解放军而言,没能抢在74师之前占领孟良崮,无疑是一大失策。华野司令部已经意识到孟良崮的重要性,在14日上午连续三次紧急命令1纵占领孟良崮,但1纵拼尽全力赶路,还是比74师晚了一步。在中午前赶到的只有独立师的2个团,等纵队主力赶到时,孟良崮一带高地已经都被74师控制,单凭1纵的力量要想和已经站稳了阵脚的74师争夺孟良崮,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粟裕只好命令1纵暂停攻击孟良崮,等待其他部队赶来。

  尽管孟良崮是个绝地,但战后叶飞就提到,如果当时1纵能抢先占领孟良崮,会同其他各纵队攻击正在公路上撤退的74师,可能不出五小时就能将其全歼。可见在此时,74师抢占孟良崮不失是个上策。而张灵甫这时决定占领孟良崮,更多考虑是能够依托制高点稳住阵脚,然后再行反击,就像他半个月前在临蒙公路遇到解放军攻击时那样,并没有固守孟良崮的打算。而且74师本身携带的弹药也已经消耗大半,张灵甫的最佳选择是尽快回到垛庄,而不是在孟良崮与解放军大战一场。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尽管张灵甫并没有要在孟良崮和解放军决战的打算,但是上了孟良崮要再想下来,就由不得他了。因为在接到他占领孟良崮的电报后,国民党军统帅机关认为,74师占据着制高点,握有地利之优,加上其强劲的战斗力,附近又有兵力雄厚的外围部队,正是与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蒋介石亲自下令74师坚决固守孟良崮,吸引解放军主力,来个“中心开花”!

  

整编74师是国民党军首屈一指的精锐王牌

  这时解放军的合围态势确实还未形成,74师如果全力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张灵甫考虑到,突围会违背蒋介石直接下达的命令,而且必然会丢失大量重装备,即使突围成功也会受到处罚;如果遵照命令固守待援的话,至少目前74师建制完整,控制着制高点,与两翼友邻的距离也只有数公里之遥,以74师的强悍战力,坚守一两天自然不在话下。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和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但一个多月以来,他们一直在沂蒙山区来回折腾,始终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现在好不容易解放军主力尽出,正是决战的大好时机,所以无论是统帅机关还是张灵甫都觉得“中心开花”的计划是可行的。

  正如张灵甫对部下所说的,“依此有利地形,只要友军来得快,有可能打好!”当然,要想打好,不仅在于74师能否守得住,同样还在于友邻能否来得快。而这个关键问题,张灵甫显然忘记了自己在半个月前写给蒋介石信里的话:“……以国军变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任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现实就果然像张灵甫信中所写的那样,战役开始后,74军孤军奋战,左右两翼的25师和83师裹足不前,短短几公里的距离,三天都没能打通,最终将张灵甫陷于了弹尽援绝的境地。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的指挥部旧址,也是他的葬身之地

  此后经过两天激战,至16日下午,74师被歼灭,师长张灵甫兵败身死。国民党军各部队毫无大局意识,各自为自己打算,如果25师和83师从一开始就全力驰援,外围的其他部队也能全力以赴的话,那么战局完全不一样。74师在孟良崮的覆灭绝非偶然,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才是症结所在,不仅在孟良崮葬送了74师,也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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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中可左右历史的“一分钟之争”

  1947年5月,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被我围在了以孟良崮为中心的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地区。蒋介石得知整编74师被我包围之后,心头一阵高兴。他说:74师久历战阵,装备精良,且左右援兵都较靠近,这正是同共军决战的绝好时机!遂一方面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另一方面严令孟良崮周围的10个整编师,特别是李天霞、黄伯韬的部队尽力支援整编74师,以期内外夹击,聚歼华东人民解放军于孟良崮地区。

  李天霞与张灵甫素有矛盾,所以,在蒋介石的催逼下,他的整编83师只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弛援。而黄伯韬的整编25师则是不遗余力地执行了蒋的命令。凭借武器之利,到14日上午他们已将战线推到了黄崖山、狼虎山一线。

  黄崖山距孟良崮6公里,两地隔一段开阔地带而相望,这道山峦自然成了整编25师通往孟良崮的最后障碍,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黄崖山,谁就把握了这次大战的主动权。

  此时,华东野战军6纵16师昼夜行军,开始了夺取黄崖山的行动。48团作为其前锋部队,克服疲累、饥饿之苦,一边行军,一边睡觉(这是在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特殊能力);一边跑步,一边嚼炒米,终于在15日的拂晓抢到了黄崖山主峰的山脚下,这时候,黄伯韬的一支先遣部队也刚好开到了西面山脚下。

  胜败就在毫厘之间展开了比拼!

  “冲!”3营9连连长翟祖光毫不犹豫地带人从东坡攀援而上,敌人则从西坡匍匐而进!比速度!比耐力!比毅力!50分钟后,当翟祖光他们登上峰顶,抢占了制高点时,这股敌人离山顶仅有30米,1分钟的行程!

  “打!”翟祖光一声令下,百十支汤姆枪、步枪一齐朝敌群扫去,敌人哭喊不迭,丢下尸体,仓惶滚下山去。

  黄崖山主峰因此控制在了48团手里,16师的其余部队则相继占据了黄崖山附近的猛虎山,万泉山等要点,尽管黄伯韬随后出动营、团级的集团冲锋,企图夺回这些阵地,但地形上的劣势使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作了徒劳,他只能听着整编74师在枪炮声中沦入灭亡而“爱”莫能助!

  32年后,当年的6纵司令员王必成在武汉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对抢夺黄崖山之战仍然感慨不已:倘使敌人先我1分钟到达山顶,阻击25师的战斗,乃至整个孟良崮战斗恐怕就是另一番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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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涟水城落到了整编74师的手里。整编74师的战功簿上又重重地记上了“辉煌”的一笔。是役,6师伤亡惨重,超过5000人,这成了王必成的心头之痛。据江渭清回忆,当时陈毅口头通知他代行师长职务,将王必成撤职查办。粟裕认为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应该好好检查,建议留职反省。

  57旅以300人的代价抹掉了6师一支成营建制的队伍

  华野北移,更激起了整编74师穷追不舍的斗志。

  1946年10月19日,整编74军分三路北攻涟水。中路第51旅由淮阴东北马厂镇,直指涟水,而其东路的第57旅和西路的第58则分别从淮、淮阴出发,包抄涟水的左、右两翼。

  由于受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王耀武5个军的压制,山东野战军无力抽兵支援华中野战军,更无力实现两部集兵西向的战略意图,保卫涟水的任务还是单独落在了华野指战员的身上。

  粟裕以第10纵队和新四军第2师第5旅守备涟水城,以第9纵队及新四军第6师把守于黄河的北岸,以皮定钧的第13旅作全军的总预备队。也就是说,粟裕以4倍于敌的兵力,准备和整编74师打一场阵地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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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之后,千里江淮顿成泽国,黄河亦因此改道。抗战胜利后,在黄泛区人民的多次要求下,国民党堵截了黄河缺口,黄河又恢复了原来的流向,但黄泛区内依然黄沙弥漫,黄水淤积,涟水城就座落在苏北淤黄河和盐河之间,它连接华中、山东两个解放区,也就是说,一旦涟水失手,中共军队将被赶出苏北,逼进山东,蒋介石就可实现其围歼共军主力,最终平定华东之策。

  整编74师再一次担当起了急先锋的角色。

  10月21日,第57旅到达淤黄河的南岸,涟水城隐约可见。时近黄昏,旅长陈嘘云并没有把对岸的解放军放在眼里,他对部下说:“弟兄们,灭此朝食,打过河去,我们今天就在涟水城下生火做饭,明天端了那个共军的老巢,到城里喝庆功酒去!”

  士兵的欢呼声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炮声一齐飞到了淤黄河的北岸。

  守河堤的是新四军第6师,师长人称虎将的王必成,这人寡言少语,但勇略兼具,敢啃骨头打死仗、打恶仗。当北岸阵地被57旅的野战炮炸得一塌糊涂、几百敌人乘坐橡皮舟急速北渡的时候,他一直铁青着脸,手持望远镜注视着河心的动态。

  半个小时之后,十几只橡皮舟即将靠近北岸,他终于从牙缝里蹦出一个斫铁焠钢般的“打”字!

  随着这一声洪钟般的大吼,啸叫着的枪弹暴雨似的向橡皮舟倾泻而来,57旅的渡河官兵丢下几十具尸体撤回到了南岸、

  陈嘘云认为这不过是共军集中火力攻其不备的结果,不足挂怀。他命令调集4挺马克沁重机枪压制对岸火力,然后组织了第二次渡河行动。

  马克沁重机枪射程为8000公尺,威力极大,6师的人被压得抬头都很困难,300多个57旅的官兵就这样哗啦哗啦地登上了河岸,呐喊着向河堤发起了冲锋。

  太阳,似一个无力的老者,静静地依在地平线上,注视着一场即将展开的搏杀。

  看着清一色手提汤姆枪的敌人呼啦啦地向自己阵地冲来,沉稳的王必成心头也有几分发紧。“近战拼刺刀!”未等他的话音落地,站在他身旁的18旅旅长饶守坤早已飞箭般地向前线冲去。

  防守河堤一线阵地的是53团1营,饶守坤尚未到达前沿的时候,营长董显光已带人扑向了敌人。

  杀声震天,枪声揪心,双方成片地倒下,又成团地扭在一起,用枪砸,用刀刺,用手榴弹敲;枪身断了,刀刺弯了,手榴弹脱手了,他们就用牙咬,用拳打,用脚踢,用双手掐!

  腥红的血水在空中迸溅,带血的刺刀在夕阳下翻飞,惨叫声、怒骂声在旷野里飘荡!

  57旅的重机枪封锁了6师的援兵之路,而丢在北岸的橡皮舟又让51旅增援无门,双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滩地上的人群吼叫着、追逐着、厮杀着!

  天渐渐地黑了,一轮残阳带着一身的血污躲进了地层深处。河滩寂静了,除了偶尔传来

  的几声呻吟之外,岸上的人听到的便只有淤黄河黄水流淌的哗哗声!

  57旅以300人的代价抹掉了6师一支成营建制的队伍,饶守坤因营救不力被降团职。

  华中野战军与整编74师打成平手,张灵甫视为“耻辱”

  占了些便宜的57旅第二天如法炮制,以山炮和轻、重机枪隔岸打压6师的长枪短炮,以步兵携火焰喷射器强攻淤黄河的滩头阵地,6师只得忍痛撤离阵地,退至涟水城外8里远的韩庄隐蔽起来,寻机再战。

  57旅便这样跌跌撞撞地攻到了涟水城下。这时候,除58旅被华野第9纵队阻滞于带河镇之外,51旅和整编第28师的第192旅也都齐集涟水城下。

  华野新四军第2师第5旅和第10纵队不得不分兵把守涟水的各处城门。

  苦战之后打跑了新四军第6师的57旅正是士气高昂、意气洋洋之时,他们一鼓作气地从西门城墙炸开一道缺口,潮水般地涌进了城内,2师5旅的战士则潮水般地向后退着,退着,涟水城已处在万分危殆之中!

  事情的转机往往存在于某种偶然性之中。话说城西的高地上,有一座巍峨古老的七层砖塔,此塔高可俯瞰全城,十分宽厚坚固。早在备战的时候,5旅就在一、三、五层塔上安设了3挺重机枪,扫射范围可达全城。正在攻击兴头上的57旅官兵恐怕不曾料到,他们前进道路上会遇到这么一道钢铁屏障,一阵弹雨射来,200多前锋部队或死或伤,全部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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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嘘云这时也跨进了城内,被阻在这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的危险他比谁都清楚,而且多耽误1分钟时间,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于是,他将士官、老兵组成“敢死队”,轮番发起冲锋,但除了死伤枕籍之外,砖塔依然不减火力。最后,他令人从城外搬来6门大炮,发疯似的轰击古塔,“足足用了4个小时,打了800发炮弹,古塔的前后左右都中了炮弹,但古塔依旧巍然耸立,塔上的坚强战士继续狠狠地打击敌人。”45年后,《陈粟大军征战记》这样记述这一段史实。

  这时候,一个悲痛的消息也传到了守军中间:第10纵队司令谢祥军被敌炮击中英勇牺牲了!谢祥军是湖北大悟人,这是一个从挑夫成长起来的高级指挥员。

  “为谢司令报仇”的口号顿时响彻了古城涟水!

  借助57旅攻势受挫之时,新四军5旅整顿兵力,立即转入反攻,10纵分头而进,同样响起了冲锋号,埋伏在韩庄的6师也重整旗鼓、掩杀过来。

  攻入城门的整编74师眼看就要被包饺子,立马撒开步子,溃逃而去。

  这一仗,整编74师和192旅被歼7000余人,华野死伤10纵司令员谢祥军以下6963人,双方几乎打成了平手,但华野保住了涟水,战略上占了上风。

  自参加内战以来,整编74师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个硬钉子,虽然在华野所歼的7000余人中,他们仅只2000来人,但他们还是把这次失利当作一次大“挫折”,当作是“耻辱”,他们咬着牙齿,虎视着报复的机会。

  涟水失守,王必成留下心头之痛

  蒋介石怜惜整编74师的损失,他电询张灵甫,问是否愿回南京休整,张灵甫却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共产党未灭,何来休整?愿结束苏北扫平山东,再回南京不迟。”

  12月初,徐州绥靖公署又一次纠集25个半旅的兵力,分成4个集团,同时向盐城、涟水、沭阳、鲁南发起进攻,企图一举将解放军逐出苏北。

  12月3日,其第二集团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率领整编74师、第28师、第7师,从淮阴向涟水气势汹汹地扑来。

  这时“华野”和“山野”各自面临着严重的敌情,不可能合力作战。

  李延年这个黄埔1期出生的山东人此时还兼任山东挺进司令。张灵甫对李延年说:“司令,共产党鬼得很,专门同它硬碰还不行,咱也不妨跟它玩个小花招,来它个声东击西,打它个措手不及!”

  李延年也是个“直肠子”,与张灵甫性情相仿,两人臭味相投。李延年忙问他有什么“小花招”,张灵甫便如此这般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延年一听,高兴地一掌拍在张灵甫的背上:“行,兄弟,就按你的方案来!”

  与整编74师相比,第28师、第7师的实力当然要差一些,李延年就把这两个师放在正面,猛攻王家口、谢家荡的“华野”17旅阵地,后来王必成的第6师也加入阵地防守,双方在顺河集、蒋家庄、大董庄、黄庄、高家荡一带往返冲杀,反复争夺,历经10余日却相持不下。

  就在王必成的第6师脱身不得之际,整编74师的51旅和58旅竟从西坝、带河镇趁着夜色,渡过淤黄河,直逼涟水城。保卫涟水的仅一个独立第6旅,这是一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格而成的队伍,枪械都不齐全,对抗整编74师主力,自然难作持久之战。到天明时,独立第6旅牺牲大半,涟水城陷落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王必成得报,火速派张云龙的16旅驰援涟水,16旅趁整编74师立足未稳之机杀进城内,但很快又被裹在其中左冲右突,脱身不得。

  王必成闻讯大惊,赶紧从前线咬牙抽出饶守坤的18旅紧急救援16旅。

  那时,16旅的枪弹都已打完,而18旅尚在城外。张云龙的通信员冲出重围,找到王必成报告说:“师长,16旅弹尽粮绝,支持不住啦!”

  王必成眼一瞪:“什么支持不住!我命令你回去告诉张旅长,没有子弹有枪托,没有手榴弹有拳头,没有刺刀有牙齿,坚持就是胜利!”

  张云龙不愧是员战将,他令人从断墙处捡来碎砖堆积起来,从老百姓家中找来几百把晒草用的铁叉,硬是用这些武器支撑到18旅的到来,16旅和独立第6旅的残部就此在枪林弹雨中撤到了东郊。

  涟水城落到了整编74师的手里。整编74师的战功簿上又重重地记上了“辉煌”的一笔。

  是役,6师伤亡惨重,超过5000人,这成了王必成的心头之痛。据江渭清回忆,当时陈毅口头通知他代行师长职务,将王必成撤职查办。粟裕认为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应该好好检查,建议留职反省。

  王必成只说了一句:“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无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74师,绝对不要忘了6师!”

  粟裕说:“王老虎,你放心,打整编74师,一定少不了你们!”言毕,他将参谋长陈士渠召来,当面命令: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74师的战役,一定让6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同志参加,并特别嘱咐将此命令记录在案,存档待查。

  至此,华中野战军不得不转入山东作战。

 

05月

18

2017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区直接受到战争威胁,又考虑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建议中央成立东北边防军。对毛泽东的意见,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很快,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以第十三兵团组建东北边防军,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措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

  

高岗

  从这份参会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兵种负责人,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

  会议讨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和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车运计划和兵源补充等问题。林彪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会上,他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中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中朝关系等方面,论述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必要性。同时,他更多地对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原则作了阐述。这些原则,就是以第十三兵团为骨干,组建东北边防军。今后,东北边防军也作为中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摆在东北地区,对内可以保卫中国东北地区,对外也可以作为一支战略威慑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高岗夫妇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林彪再次发言,就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发言总的精神是:第四野战军在这个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及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以及1个高射炮团、1个工兵团,共计255000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大多数是来自林彪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他亲自提名粟裕作为入朝部队的先期主帅,到东北地区去带兵。考虑到现在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以第十五兵团司令部组成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及高射炮部队。会议决定,为了集中指挥,成立第四野战军特别司令部,上述部队统一由第四野战军特司负责指挥;空军方面,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也统一由第四野战军特司指挥。这一系列决定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后,于13日报毛泽东批准。

  

战争年代的高岗(中)

  从上述决定可以看出,林彪对于保卫祖国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坚决支持的。中共中央最初也确曾同意在必要时由粟裕率领中国军队先期出兵朝鲜。

  但可惜的是,粟裕身体不好,不能赴朝指挥作战。从近期出版的《粟裕年谱》中可以看到,就在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时,粟裕正在青岛治病。他得知中央的任命后,十分着急,便托罗瑞卿给毛泽东捎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即于8月8日写了回信。在复信中毛泽东说:“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此前,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治病,而萧劲光、萧华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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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坠机后,受牵连的30位将领命运如何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林彪坠机身亡,那些追随林彪的“同党”们,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黄永胜上将。黄永胜参与了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系列冤案。1971年9月被撤职。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病逝。

  江腾蛟中将。江腾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有参加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直接策划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阴谋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阴谋败露后,又犯有密谋策划跟随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罪行。江腾蛟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8条、第101条,必须依法惩处。江腾蛟在预审和历次庭审中,对自己的罪行全部供认。图为1980年庭审江腾蛟。

  李作鹏中将。1971年9月24日,因“9·13事件”中央命令李作鹏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李作鹏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李作鹏实际上已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李作鹏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后来,根据有关政策和李作鹏的身体情况,他获得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发给他足够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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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中将。吴法宪1950年起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196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中将。邱会作1951年起任第15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200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图为1980年在审判席上的邱会作。

  郑维山中将。“文化大革命”中,郑维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曾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农场管制劳动。1971年12月21日,中央在发出的中发[1971]77号文件中认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 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从陈伯达的集团里又给划拉到林彪集团里了。

  王秉璋中将。王秉璋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犯有罪行。1971年12月21日,中央在发出的中发[1971]77号文件中认为“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 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中央文件中指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 王秉璋“向党发动进攻”。1982年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

  梁兴初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梁兴初于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4年回国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7~1973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913事件”被中央发文点名:“梁兴初、 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在这里三人还是“同志”,错误的内容又很笼统,在作了深刻检讨后, 梁兴初到了太原化工厂。梁兴初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5年10月5日在北京逝世。

  陈仁麒中将。新中国成立后,陈仁麒任中共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兼第48军政治委员,江西人民政府委员,第21兵团政治委员,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海南区委第二书记,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华南局委员。1959年12月调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1970年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常委。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913事件”被中央发文点名:“梁兴初、 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在这里三人还是“同志”,错误的内容又很笼统,在作了深刻检讨后, 陈仁麒到了兰州炼油厂分别蹲点劳动。1983年离职休养。是中共七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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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祥少将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三政委、政委等职,参加了广西剿匪等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913事件”被中央发文点名:“梁兴初、 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在这里三人还是“同志”,错误的内容又很笼统。谢家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谢家祥,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8月6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6岁。

  温玉成中将。1950年10月温玉成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一次战役中,曾参与指挥所部第118师首战两水洞告捷。回国后,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8年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旋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70年6月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2年3月23日因卷入“913事件”被中央发文点名“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 刘锦平、王飞、鲁珉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 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可不是错误了,“策划过反革命政变”应该算天大“罪行”。温玉成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

  丁钊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钊任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副政治委员,空军伞兵师政治委员,空降兵第15军43师政治委员,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空军空降兵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将军共6人,是成都军区司令员 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丁钊等其他五人问题的程度有所不同。

  刘锦平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锦平任军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将军共6人,是成都军区司令员 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 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

  南萍少将。南萍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61年任第60军副政治委员,1964年任第20军政治委员,1967年10月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兼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1968年3月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点明“南萍、 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 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1973年5月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85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6年5月经中纪委复查,恢复正军职待遇。1989年2月18日在杭州逝世,终年71岁。

  熊应堂少将。熊应堂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点明“南萍、 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 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浙江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 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虽然还是“同志”,但程度加重了。熊应堂因病于1996年2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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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赤萍中将。新中国成立后,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犯有罪行。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林彪死党叶群。——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中央把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划入“林彪死党”的范围。1982年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

  程世清少将。文革中,程世清奉命带领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嗣后,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曾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表明他与林彪之间非同凡常的关系。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出“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江西革委会主任、26军政委 程世清的问题重于南萍等人。1971年被免职,1972年被关押,1981年解除关押,回福州市作离休处理。1971年,被撤职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党籍,1978年10月被逮捕。1982年1月获释。2008年4月29日16时49分,在南昌逝世。

  龙书金少将。新中国成立后,龙书金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龙书金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4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易耀彩少将。易耀彩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8月至1969年8月易耀彩任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9年8月至1972年1月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舰队党委代书记。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吴法宪、 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 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北海舰队政委 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三人没有加“同志”俩字。1972年1月离职。

  辛国治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国治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吴法宪、 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 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北海舰队政委 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三人没有加“同志”俩字。

  吴宗先少将。吴宗先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吴宗先后历任空军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吴法宪、 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 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北海舰队政委 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三人没有加“同志”俩字。1994年6月病逝于济南,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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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得志上将。杨得志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参加修建宝(鸡)天(水)铁路和屯田垦荒。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夏起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1954年回国,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并兼任该系主任。1955年4月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的中发[1973]4号文件指出:“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此处没有点名,指的就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杨得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杨经过多次检讨过了关,袁没过关被审查。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病逝。

  黄志勇中将。新中国成立后,黄志勇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水利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5年8月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1969~1972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因“9.13事件”被批判牵连。1984年12月离职休养。黄志勇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希克少将。王希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1964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因“9.13事件”被牵连。

  伊文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文任过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计划处处长,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部长,营房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主任。一九六四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因“9.13事件”被牵连。

  张秀川少将。文革中海军有个“李王张”,李是李作鹏,王是王宏坤,张就是张秀川。1971年“9.13”事件以后,张秀川和李作鹏一起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停职审查。从此,张秀川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张秀川后被开除党籍。

  刘丰少将。文化大革命中,刘丰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9.13”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2年交武汉军区按地师级待遇处理。1993年2月因病在武汉病逝。

  曾国华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曾国华任第13兵团参谋长,15兵团兼广东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广东解放初期的剿匪作战和保卫海边防的斗争。1951年5月起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军第3军军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12月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9.13事件”被牵连。1978年1月3号在成都逝世。

  王绍渊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绍渊任过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1961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因“9.13事件”被牵连。

  韦祖珍少将。建国后,韦祖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委,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1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抢先发言,指中央“有人反对毛主席”。休会时,韦祖珍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悄声告之:“我告诉你,你不要和别人说,指的是张春桥。”次日,韦祖珍将军于大组会上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火,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此即为毛泽东批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事。“林彪事件”后,将军由此而受牵累,被监禁四年。 1982年10月11日在南宁病逝。

05月

18

2017

  1950年11月1日5团在约翰逊的率领下,在北上云山展开救援行动的途中,被中国军队设置的一处巨大路障困在了半路。实际上,他们不仅难以解救出受困的8团,而且就连自身是否能够从这场鏖战中顺利脱身、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都不知道。正如那位以严谨著称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所描述的那样,“11月1日夜幕降临前,8团被中国军队围三阙一,只在东面留有一个缺口。如果当时韩军15团能够在原地抵抗的话,那么他们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本·博伊德中尉是8团1营B连的新任排长。1营配有坦克和火炮,实际上是个营级特遣队,当时驻扎在云山以北400码开外,因此是8团三个营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该营营长名叫小杰克·米利金,是博伊德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员。博伊德印象中的米利金是一个为人和善、行事稳妥的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巴顿将军属下的某军军长。据博伊德所知,1营曾经先于其他两个营抵达平壤,当时其他两个营在什么地方,他们不得而知。而就在1营到达这里的当天下午,曾把迫击炮对准四周的目标,并且与敌军进行了几番交火,但是因为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因此大家都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不过是朝鲜的一些散兵游勇而已。可是到了晚上,刚从营部开会回来的B连连长却对博伊德说:“这一带大约有2万洗衣工。”博伊德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他们的周围盘踞着2万中国军队。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接着,他们听到了一种类似于某种亚洲风笛一样的乐器声音。一开始,有些军官还以为是英国旅的援军到了。然而那种声音却不是风笛发出的,而是从军号与喇叭里发出的一种诡异的声响。对于这种声音,只怕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即将投入战斗,同时还是对敌人的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博伊德相信,尽管人手短缺,但是他的士兵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一半属下都是韩军混编人员,即所谓的KATUSA。大部分美国军官认为,这些韩军混编人员训练不足,到了与敌军真枪实弹交火的时候,完全指望不上他们将他们混编进来不是为了加强美军的战斗力,而是为了增加美军与联合国军的数量。对于这种轻率的做法,不仅那些必须与韩军并肩作战但言语不通的美军连长与士兵感到十分不满,那些整天被呼来喝去的韩军混编人员同样感到不快。

  10时30分左右,中国军队发动猛攻。这真是兵败如山倒,博伊德心想。后来有人说,中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迅速穿过美军薄弱的防线。美军看似防守严密的营指挥所在顷刻之间就夷为平地。各个排的一些幸存者想要临时构建一条防线,但很快就因寡不敌众而土崩瓦解。到处都是美军伤兵,对于眼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米利金已经竭尽所能了,博伊德心想。于是,他下令让剩下的10辆载重2.5吨的卡车一字排开,尽可能地将伤兵转移出来。就在此刻,博伊德突然看到一名叫埃米尔·卡朋的随军牧师正在全力照料自己身边的伤员。博伊德立即下令,让部下安排这名牧师上车,但被后者一口回绝,因为他打算与这些很可能冲不出去的伤兵待在一起。尽管卡朋神父十分清楚,他们最终很可能会一起被捕,但是他会尽其所能地让这些美国士兵得到善待。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3营有两辆坦克。当护航车队开始出发时,米利金登上一辆坦克在前方开路,博伊德上了另一辆坦克断后。到云山镇以南约1英里之时,出现了两条岔路,他们的一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另一支队伍沿西南方向前行,先后进入3营的防御圈,然后通过比尔·理查森及其辎重分队镇守的那座桥梁。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利金不顾一切率部南下是对的,凡是最后突出重围得以幸存下来的士兵莫不是受益于此。

  中国军队早已在这条道路的两侧重兵埋伏。博伊德当时很难预计敌军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火,但是他模糊记得,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出五六百码之后,中国军队就开火了,火力异常凶猛,而他们的车上全都是伤兵,根本无力还击。于是整个车队都熄灭了车灯。慌乱之中,博伊德所在的那辆坦克的驾驶员操作失误,炮塔开始猛烈旋转,坐在上面的那些士兵全都掉了下来,博伊德也跌进一条战壕里。后来他能够活下来,博伊德心想,完全是出于天意。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他甚至能够听到中国士兵的脚步声,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装死。不一会儿,有人走了过来,先是用枪托狠敲博伊德的脑袋,而后又猛踢他的身体。所幸没有人用刺刀戳他。最后,那些士兵翻遍了他的口袋,拿了他的手表和项链后就离开了。博伊德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少说也有几个小时,才慢慢地爬了起来。这时的他完全迷失了方向,除了浑身是伤以外,还有严重的脑震荡。博伊德听到不远处似乎有开炮的声音,很可能是美军的炮火,于是朝着那个方向蹒跚前行,淌过一条大概叫做南面川的小溪,才发现自己的双腿疼得厉害。他觉得这很可能是中国士兵使用的白磷所造成的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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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伊德小心翼翼地走了几个晚上,一到白天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他带着极度的伤痛与饥饿,朝着美军防线的方向走了至少一周的时间,也许有十天左右,最后是一位当地农民给他食物充饥,并且用最原始的手势为他指明美军的位置。博伊德相信,没有这位农民的帮助,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11月15日左右,在经历了将近两周的艰难跋涉之后,博伊德终于来到一处美军营地。他的烧伤已经十分严重,当时立即有人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治疗。对于博伊德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成了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博伊德只知道他的连长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但不知道他的排中是否还有人幸存下来,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之前,在8团的防御圈南端,L连的比尔·理查森仍旧驻守在那座长约90英尺的水泥桥上。桥下原是一条小河,但现在河水已经干涸。理查森以及大部分士兵都守在桥北的平地之上,也就是8团驻扎地点的最南端。营部就在此地以北大约500码之处,而L连的其余兵力则在向西大约350码处。当理查森第一次听到南边山头上传来的声音时,他问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个班里除了自己以外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士兵吉姆·沃尔什:“我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理查森感到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是却抽不出人手来进行侦察。于是他拨打连部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支持。但是连拨了3遍,连部那边才有人拿起电话,这让理查森感到愤怒不已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麻痹大意?接下来,连部又接通营部,最后由营部从情报侦察处派来一名士兵。这个士兵一路悠然自得地走了过来。在理查森向他说明任务之后,这名士兵很快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与其他4名士兵在山顶上大呼小叫地进行所谓的侦察,理查森想,他们的声音大概整个师都能听得到。等到他们声势浩大的侦察行动结束以后,带头的士兵说:“这里没有任何情况。”但是,另外一名士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把铁锹和一副手套这种手套理查森从来都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手套是干的。显而易见,在这种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刚刚有人把它们落在了这里。“没错”,这名士兵承认,“是有几个散兵坑来着,但那肯定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用了。”听了这话,理查森勃然大怒。即使不是侦察人员或者情报人员,也应当能够立即理解这副手套的重要性。于是,理查森坚持要他把这副手套与工具送到自己的上司那里,并且通报这里可能有情况发生。可是这名士兵满脸愠色地回答:“好吧,要是你不喜欢我们的侦察结果,那劳驾你自己去瞅瞅吧。”

  

朝鲜战场上挣扎的美军

  所有这些情况都让理查森越发警惕起来。那天晚上,他还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派一个班的士兵增援连部的侦察巡逻。这让理查森大为光火,因为他这里只有15名士兵,其中有5个还是不会讲英语的韩军混编人员。于是,理查森只好让这5个人留下,派遣自己的得力助手沃尔什与其他3名士兵去参加连部的侦察行动。理查森后来听说,这些士兵到连部后,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挖几条沟,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尽管这时理查森的营区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但是1营与2营却同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

  接着,11月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营里突然炸开了锅,原来是中国军队突袭了8团3营。数年以后,理查森在其他史料中读到,中国军队身着韩军俘虏的服装,成功地偷袭了美军。不过对于这种说法,他并不认同,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伪装,可以从东面的开口处如潮水般涌入。片刻之前,营部里还都是左冲右杀的美国士兵,但眨眼之间,这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在距理查森左侧大约350码开外的地方,L连也被中国军队一举击溃。那时,中国军队只需要使用四挺机枪对理查森的阵地进行扫射,就能够立即把他们撕成碎片。

美军飞行员对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回忆:真相原来如此

  内容为美国版说法,他们自然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中国人身上推。而且对于关键部分一字未题,比如他们来我们南海干吗的原因,好像他们只是来我们南海散步的一 样。他们把一个军事政治问题简化成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回忆录内容虽然不客观,但对南海事件的整体过程还是有所参考价值的。

  美国侦察机机长奥斯本(Shane Osborn)上尉在历劫归来后,就对事件发生与解放军对其审讯的经过撰写了回忆「天生飞将-美军侦察机坠落内幕」(Born to fly-The Untold Story of the Downed American Reconnaissance Plane),说明了美方对此事件的纪录。

  歼八战机逼近 莫名其妙

  我坐在机舱中,努力想小睡片刻,但就是睡不着。所以我拿起一瓶矿泉水,挤过飞行舱走道,沿路和几位负责密码技术与电子战的组员聊了一会。这架飞行中的EP-3一切顺利,机舱中各项设备运作正常,约翰.科默福德中尉向我保证,这次任务将像教科书一样标准。

  我说:「只差还没碰上拦截。」我走进驾驶舱,帕特里克.霍内克上尉站起来,把右边位置让给我。机械师温迪.威斯特布鲁克也替换下军士长尼古拉斯.麦洛斯。 我戴上耳机,检查仪表板。我们正沿着亚洲大陆海岸飞行,以七十海里的时速飞越海南岛南南东方。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冲绳时间早上九时五十五分,再过十分 钟,我们就准备要返航。

  我向驾驶舱的右窗扫描,突然间看到两架中国海军歼八战斗机在大约半哩外出现,爬升到我们的高度。人民解放军今天早上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两架战 机成纵列队形,但是长机飞行员显然误判了相对速度,一下子超越了我们近四分之一哩。这位飞行员不得不大幅减速,子弹形的机头也高高仰起成攻击角,所幸距离 尚远,我们不必担心。若是在军校,这种差劲的驾驶技术一定会被教官当掉。

  我再一次提醒组员注意,所有观察员到窗边就定位。目前看来,两架中方战机并没有靠近的意图。我用自动驾驶,以五度的倾斜角慢慢转离中方战机。我知道中方飞行员一定会像以往一样,继续在一旁监控,直到我们掉头飞回冲绳,他们才飞回海南岛。

  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左舷观察员报告说:「七点钟方向下方来了两架战斗机,逐渐逼近」,两架歼八不但没有飞回海南岛,反而变换位置,飞到我们左侧,从后方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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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抚组员:「他们大概只是想看看我们。然后就会飞回自家基地,因为我们也要离开了。」这时我们的机身还是在自动驾驶下成轻微的斜角,我看着罗盘仪慢慢转 向东北方七十度,那是回基地的方向。敌方战机在一旁环伺,我双手放在。纵杆上,一有需要,随时取回飞机。控权。帕特里克与麦洛斯都来到飞行舱,站在我身 后。左舷观察员持续报告,特别评估员马西雅.索诺恩上尉蹲在约翰.科默福德中尉身旁,从左舷机翼上方的小窗,紧盯着中方战机和飞行员,她说:「他来到三点 钟方向,他的战机全副武装,机翼下挂着飞弹,他戴着氧气面罩。」

  马西雅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他靠得好近,五十尺、四十尺。他越来越近,现在离我们的机翼只有十尺。他在打手势,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将四根动力 杆轻轻向前推,把空速增加到一百九十节。我可不想让别人靠我们的机翼这么近。歼八在海平面上的着陆速率只有一百五十六节,但中方飞行员还能紧跟着我们,真 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动驾驶系统,虽然机舱中有空调,但是我已经浑身湿透。

  拉锯之战 中方拦截挑衅冲向左翼

  杰弗里.威格纳里中尉松了一口气:「好了,他退开了一点。」马西雅也证实:「现在他回到我们的七或八点钟方向。」

  这真是一次怪异骇人的经历。那个中方飞行员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在国际领空,正要飞离中国,返回基地。他如此接近,使我无法稳定控制庞大的侦察机。突 然间我有个奇怪的想法:「这回的任务报告有得写了。」中国战机这样近距离拦截挑□,我的报告一定会在指挥系统掀起轩然大波。但是这次拦截还没完。观察员报 告:「左后方,他又来了,一直逼近,快速逼近。」帕特里克看着窗外惊呼:「老天,他差点撞到我们。」我只觉得肾上腺素注满了全身,问道:「什么意思?」

  帕特里克一语不发,指着窗外。歼八的机身在我们机翼的下方,不过两机的驾驶舱是平行的。我看到歼八的机鼻在我们左翼的翼展下方进进出出,距离 高速旋转的一号发动机螺旋桨只有几尺。这时中国飞行员把面罩拿掉,我们四目相对,他嘴里喃喃咒骂着,举起一只手,好像是要挥手叫我们离开。

  我害怕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只用一只手驾驶飞机?歼八飞行员在。控时必须一手握节流阀,一手抓。纵杆。现在这个飞行员显然没有在好好。控飞机,因为他的机鼻正不停地上下抖动,每一次的幅度约三到五尺。

  他紧贴着我们机翼下方,又飞得这么不稳,让我无计可施。这架歼八突如其来地逼近,又突如其来地离开,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回的任务报告真的是写不完了。刹那间,帕特里克大吼一声:「他又来了,快速逼近中。」歼八再度从我们的左后方逼近,速度快到飞行员无法控制。

  他不但没有放低机鼻,从我们左翼下方穿过,反而抬高机鼻,试图转向来抵消逼近的动态。这时歼八的机身也以陡峭的角度向上倾斜,冲向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天 摇地动,发动机遭撞碎尖叫四起。帕特里克大叫一声:「天啊!」语音未落,左翼爆出一阵巨响。我们的机身剧烈颤动,犹如开车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

  我看到一大片冒着火光的烟雾和碎片。可怕的砍劈声一阵一阵传来,听起来就像一把巨大的链锯硬将金属锯裂。我双手紧抓着。纵杆,感受到每一次冲击。组员在恐 慌中尖叫失声。歼八的碎片从左方飞来,链锯声停了,但是一块厚重黑色的碎片朝着冲向驾驶舱,是歼八的机鼻。这时我才知道,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击中歼八垂直 安定面与机身接榫的部份,硬生生将整架战机削成两截。

  撞击的威力犹如飞弹爆炸,另一大块黑色碎片向上翻腾,飞越挡风玻璃,那是我们的玻璃纤维鼻锥。飞行舱的每个人都放声尖叫,紧缩成一团。第一次撞击之后,前 方压力舱被刺穿,传出一阵阵刺耳的减压声与引擎的隆隆声。歼八另一截机身还在我们下方,差一点击中右翼以及第三、四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飞行舱中一片混乱,组员不停尖叫。我们的机鼻朝上,但左翼陡然下倾,我在军校从来没学过这种飞行。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与机鼻严重受损,整个机身格格作响,剧烈摇晃,强劲的气流四窜。我立刻想到,飞机将要倒飞俯冲,EP-3机身虽然坚固,但是也经不起这番折腾。

  濒死梦魇

  飞机急速坠落理智求生,我本能地大力将。纵杆转向右方,用脚猛踩方向舵踏板。飞机一直向左方倾斜,机鼻像石头一样往下坠。我瞄了一眼陀螺仪,我们的倾斜角 已经超过九十度,开始倒飞。我一阵反胃,感受到死亡迫在眉睫。尽管我拚命控制,还是无济于事。我抬头一看,却看到南中国海的碧蓝汪洋,歼八前半截机身从我 眼前飞过,冒出火焰与黑烟,一个看似降落伞的灰白色影像滑过天际,场景有如越战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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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现实,不是电影,我们也像歼八一样直往大海坠去,根本不是在飞行。这是最可怕的梦魇,但真实无比,我心想:「这回死定了,我们在高空中,飞机已经不 能飞,过不了多久就会撞击海面。」俯冲角越来越陡,空速直线飙升,尖锐的气流声穿透压力舱。倾斜角超过一百卅度,机鼻比水平面低五十度。再不想办法平衡机 身,拉起机鼻,我们就会开始翻滚,万劫不复。

  但是我不能放弃,机上廿三位组员的性命寄托都是我的责任。海军训练我多年,就是要我能够处理危机,我要战斗到底。理智逐渐克服惊慌,我提醒自己:机身严重 左倾,机鼻一路下坠,现在我要将副翼与方向舵全力打向左边,在倒飞的同时阻止飞机翻滚。垂直方向速率指示器已经到达每分钟六千尺的最高点,已经超过机身设 计的极限,但是可怕的下坠也让我们进入更稠密的空气,可望增加对副翼的空气浮力,让我平衡机翼,然后才能拉回。纵杆,从下坠的过程中脱身。

  非常缓慢地,蓝色海洋逐渐滑向右方,我口乾舌燥,全身紧绷,紧盯着驾驶舱窗外,努力回想依循我在军校中受的飞行训练。虽然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两翼已逐 渐转向平衡,陀螺仪也恢复正常状态。撞击发生在两万两千五百尺,现在高度是一万五千尺,也就是说我们在卅秒内下降近八千尺。

  而且受损的螺旋桨还在旋转,随时有可能脱落并击中机身。我转身向杰弗里大喊:「用无线电求救。」他立刻以国际紧急无线电频率呼叫:「求救!求救!我们要坠 机了。」我也将雷达响应器从待命转到七七○○与「紧急」,让地面雷达站知道我们的情况。下坠速度还在增加,我要组员准备必要时跳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跳伞 极端危险。

  迫降海面也是玩命的选择,高速撞击下,水面有如一堵混凝土墙,机组员几乎不可能生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降落,我拿起对讲机对导航员雷吉娜.考夫曼说:「雷吉娜,带我们航向最近的机场。」我知道那会是在海南岛,大概就是陵水机场,歼八战机的基地。

  红色警戒 启动紧急摧毁准备迫降

  「红灯在闪」,温迪突然宣布,声音沈重。我看到引擎仪表的三个过热红灯,警觉到已经将引擎开到最大功率太久,如果不慢下来,可能又会烧掉一具引擎,如果烧 掉的是左边二号引擎,这架飞机绝对无法再飞。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画,准备迫降,然后对旁边(副驾驶)说,「杰弗里,把迫降程序表念给我 听」。由于压力舱壁已经有个大洞,所以不需减压。

  两个空速显示器均已失灵,因此毁弃资料的速度要多快只能凭猜测。杰弗里从资料毁弃程序表上读出的项目大多数不适用,适用的项目只有几项,包括在适当时间设 定状况五,以及让全体机员准备跳伞等。我可以想像后面的人乱成一团,。作员与技术员各自忙着收拾自己的机密资料,然后由约翰(科默福德中尉)收集起来放进 机密盒。约翰也负责消除所有的机密数位资讯,然后他会依照迫降程序,用消防斧砸毁所有电脑。程序表最后一项是把机密资料盒和砸毁的电脑从右上方舱门丢出 去。

  我们已经飞到外海,机密盒丢出去后会沈到海中,所有书写的机密资料都会很快溶解。飞机在擦撞后急速下坠时,我们的飞行速度可能超过四百节,所承受的重力一 定超过这架飞机设计上的限制,很可能它的结构已经受到重大损害。也许鼻轮转向装置的液压线会断裂,导致所有液压液完全流失,从而使相当于方向盘的液压加力 器失灵。这一来,我势必无法控制左翼承受的强大拉力而导致失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最好趁早让机员脱身,然后自己撞毁飞机。

  此时我还不能弃机,海军不曾教飞行员轻易放弃。我要设法稳住机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驾驶这架飞机。但我知道,唯一生还的希望是找个机??打仗,如果能够拯救这架飞机与机员,何必白白送死。

  航向陵水,丢弃机密资料稳住机员,我用播音系统呼叫,「雷吉娜,给我一个方位,我需要一个可以立即降落的方位」。

  雷吉娜回答,「大约二九○」。

  我们在下坠回升后的方向大约是往西的二百七十度,只要把机鼻转向约二十度,就是朝海南岛陵水军机场前进。

  「陵水,陵水」,我用国际紧急频率呼叫「KR919紧急呼救,这是一架严重受损的飞机,大约在海南岛东南方七十海里处,请允许紧急降落」。在引擎轰隆声及强烈气流形成的噪音中,我听不到回答。我再次呼叫,还是听不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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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约翰事后描述,当我们这架飞机与中国的歼八军机擦撞时,飞机急速下坠,其后虽恢复稳定,但机鼻还是朝下,接着他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下令,「准备跳机」, 于是约翰往后舱走过去,监督降落伞的分配。降落伞伞具都已照个人的身材经过调整,因此每个人必须拿到自己的降落伞。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惊慌失措。

  约翰穿好自己的降落伞、头盔及手套,在主舱门旁的跳机位就座,然后用头盔上的麦克风透过对讲系统跟我连络,「驾驶舱,我们准备要跳机」,但是听不到我回答。机员已经排成一列,抓住头上的拉环,个人检查自己的跳伞装备。

  就在此时,约翰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画,准备迫降」。机员立刻放开拉环,个人把自己的机密资料交给约翰,然后约翰把机密资料收集到机 密盒,再用消防斧狠砸所有笔记型电脑的键盘,等确定没有遗漏之后,他走到右方舱门下方,准备打开舱门,完成紧急摧毁程序。

  技术考验 加速减缓下降 操控困难

  当后舱乱成一团时,我对杰弗里大喊,「你来掌控」,然后我起身准备穿上跳伞装备,这时约翰突然出现我身后,帮我穿上降落伞。其实我知道等机员都跳机后,我 自己再到后舱跳机已经来不及,但是我已经下令大家准备跳机,如果我自己不穿降落伞,会影响机员的心理。约翰对我喊道,「我准备打开舱门」,我猛点头也大喊 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开舱门,我们要飞往陵水」。

  我跟杰弗里换回位置,从左边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楚看到一号引擎受损的情况,虽然叶片仍快速转动,但有两个叶片被削掉一英尺,难怪飞机震动得这么厉害,好像要散掉一样。在叶片脱离引擎击穿机身之前,我们一定要落地。

  我戴上耳机,接手掌控。纵杆。帕特透过紧急频率直接呼叫陵水机场。我感受到机身的压力改变,知道约翰已经打开右方舱门丢弃机密资料。飞机的高度表已经故 障,指针在八千英尺上下大幅晃动,尽管地平线及其他仪表显示飞机已经稳定下来。我不是很担心,因为雷达高度表还在运作,在飞机到达五千英尺高度时就会显示 精确的读数。

  雾中摸索 海岸上空盘旋跑道浮现

  海南岛中央有座山,在这个高度与距离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但是雾太浓,能见度不足;我大声问,「雷吉娜,机场在哪里?」雷吉娜回答,「保持二百九十度,直到看见机场为止」。

  这时我决定降低高度。飞机引擎仍保持在接近最大功率,我把三具引擎的动力杆抓在右手,用左手抓住失灵一号引擎的动力杆,然后减低大约一百个轴马力。飞机水 平猛然倾斜,左翼与机鼻急速下坠,高度突然大幅下降,令我大吃一惊。我把动力杆再次往前推,感觉到速度增加使下降停止。我必须以高速让飞机更为缓慢的下 降,才能使飞机不至于失控。

  约翰后来说明了机尾发生状况。他陷入呼啸不止的气流中,一手抓住机舱外框,另一手抓住已破碎的电脑。他想把电脑抛到风吹不走的地方,及将自己上半身推离已掀开的舱盖。不过,第三号引擎震耳欲聋的一阵爆炸极可能将他吸到飞机外。

  他对后面两个机员喊:「抓住我的降落伞。」他们随即紧抓他的系带,然后将他往后拉。接着,他将黑色扁平的电脑一个个丢到强风中,它们如枯叶般被吹走。

  「紧急销毁」清单中的项目现在已全部处理完毕。约翰拿起舱盖锁定在舱架上。我通知帕特里克说:「进入状况五。我们准备降落」。

  帕特里克按了按电钮传达命令:「状况五」。我微微将动力杆往后拉,直到将飞行速度减到降落速率。我的手臂酸痛无力,因此由帕特里克与我轮流驾驶。每个人轮三到四分钟,一切还算控制得当。

  在我们降到大约五千英尺高空密度较厚及较潮湿的空气时,发觉已可小心翼翼地将。纵杆从垂直角度往左旋转到大约七十五度,让我们驾驶起来较容易,但由于机体持续震动,仍须费番力气才能控制住飞机。

  最后,海南岛上青色山脊出现在前方一片浓雾中。当时,我负责驾机,帕特里克打无线电。他以缓慢清楚声音说了两次:「陵水。KR-919要求紧急降落。我们是一架严重受损飞机,地点在海南南方约五英里。我们须紧急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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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没回话。

  在飞临海岸时,我们从前方云雾中可见岛上一座小型城市发出的闪光。照规定,海军飞行员不可将受损飞机飞到城市上空。我加了点动力将机身右倾飞离了该岛。在 找到陵水机场的位置前,我们还须盘旋一阵。很不幸,我们未携带该机场详尽的进场图表,否则应可查出方向、跑道长度、塔台通讯频率及他们的飞航辅助设备等资 料。我们通常会携带这个区域内各大机场进场图表。不过,没人料到我们有天会试图将一架受损飞机降落在一座中国军用机场。

  在我们缓慢盘旋,下降到海平面两千英尺高空时,雷吉娜会用她的精准导航设备提供降落方向给我。我说:「雷吉娜,给我方向好吗?」她谨慎地说:「你该看到一座城市。然后是一条河流。机场就在左方。」

  在完成三百六十度回转后,我前倾看到了西面两座青色山岭,而城的东北向有处弯曲海滩。这幅景色像极了欧胡岛上的卡尼欧黑海湾。褐色的水泥跑道在第一座山岭后方浮现。

  我喊说:「陵水。我看到机场了。」在我们以一千英尺高度飞越海滩的白色半月湾时,我扳动升降舵,但它却动也不动。我一阵惊觉:机尾部份已受损,不能用力猛扳。

  在此之前,军士长麦洛斯一直注意看我及帕特驾驶,并检视每件仪器,以确保还完好的引擎仍在顺利运转。驾驶舱内的我们三人都全神贯注在我们将进行的降落动作。

  在我们接近海南时,军士长一直忙着翻阅紧急手册,为我们面临的降落难题寻找解决办法。不过很显然的,我们所面临的航速显示器丧失功能、撞掉的机鼻及不能转动的下垂翼这些难题总合起来,无法在手册上找到答案。

  我们以一千英尺高度飞越地面上的棕榈林及一片片呈褐色的乾稻田时,仪表上显示地面速度为两百廿节。我们只能将这个数目拿来参考。军士长喊说:「一四三节是 我们不动下垂翼的降落速度。」不过,既然我无从判断我们的正确航速,我们只能在进场最后阶段加快速度。我说:「照这个速度加三十节。」

  我将动力杆向前推了一英寸加快速度。闪闪发亮的跑道就摊开在前面,与我们的航向成垂直角度。我准备以这个角度飞越机场。在八百英尺高度,我可以检视机场。 不过,在飞越机场后我必须左倾三十度以免撞上山坡。在正常状况下我想都不必想即可完成这个动作。但今天以这根出状况的。纵杆要拉到适当角度,却又不能超 过,让我倍觉吃力。

  我们以大约七百英尺高度飞越机场。跑道上没有飞机或车辆。我瞥见右方一排露天式机堡,每个堡内都停有一架歼八战机。不过,现在可不是观光的时候。

  恐惧解脱 起落架未受损安全着地

  我屏着息,将飞机左倾以免撞上山坡。我告知帕特:「起落架放下。查验降落步骤。」帕特的双手在座椅两旁摸索。他着急地问道:「查验单呢?」结果,查验单已 经跟机密资料一起丢了。我说:「帕特,之前我们是在状况五。下垂翼保持向上。起落架放下。」帕特伸手抓住轮胎形的起落架把手,并往下扳。

  我们三个屏息看着仪表板右方的起落架位置显示器从「上」转变成「下」。由于机鼻不见,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比平常来的吵。看来,起落架并未受损。

  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

  我喊说:「现在,我们有三具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吵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五百英尺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

  风险降陵水几经折腾落地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出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霉迹斑斑的黑色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

  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发出的求救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摔下去的另架歼八跟我们平行了几分钟,后来便向西北飞,朝海南岛飞去。

05月

18

2017

  中共中央在“双十宣言”中虽然发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并不等于说成立联合政府已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只是中共与各党各派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

  在何时建国的问题上,毛主席与中央领导非常谨慎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还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

  

在何时建国的问题上,毛主席与中央领导非常谨慎

  在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仍认为条件不成熟,会议为此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这说明,毛泽东一方面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将迅速到来,中共即将迎来执政全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在江西时期过早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面积人口都很有限,虽然模仿苏联组建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但这些机关有的仅具有象征意义(如外交人民委员会)。既然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会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

  

在何时建国的问题上,毛主席与中央领导非常谨慎

  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在何时建国的问题上,毛主席与中央领导非常谨慎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进一步提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

  虽然中共中央并不打算在1948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向前发展,中共还是开始了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与中央工委会合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同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也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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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唯一没有军衔国防部长:秘书是习大大

  中国人夸奖别人,很喜欢用一个成语,那就是“能文能武”,而在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就有很多能文能武的超级牛人。

  比如今天健姐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干外交,干军事都超级一流的,新中国唯一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耿飚。

  耿飚,湖南株洲醴陵市人,这位毛主席的小老乡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留在了陕甘宁边区“看家”,后来又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去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到了庆阳后耿飚及其部队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别的,而是那里的野兽太多了,于是他们在那打的最多的“敌人”就是野兽们,据耿飚同志后来回忆“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部队还发现最难对付的不是老虎而是豹子,于是耿飚还想了个对付豹子的办法,那就是将手榴弹塞进兔子肚子或绑在羊肉上,豹子一咬住,就拉弦,然后豹子也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打了一头老虎,将肉送到了延安给中央的同志们品尝,看到老虎,毛主席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

  1980年耿飚和刘华清将军访问美国在美军航母上合影

  关于耿飚同志名字的来历,很简单,因为是他母亲迷信,所以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火后,就给他取了飚这个带三火的字。因为火怕水,所以他母亲还不许他下河游泳,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却成了个旱鸭子。

  不过这支旱鸭子却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抢大渡河。一生没少和水打交道。而且他打战还很厉害,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

  不过建国后,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却被周总理从大西北召了回来,让他干外交这文职官员干的活。

  他是我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当时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典,身为一位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官,耿飚给瑞典人的印象非常好,赞他是“从伟大国家来的伟大将军”。

  1979年,邓小平同志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这位曾经身经百战又在外交事业上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又回到了他喜欢的军职工作中。

  当时耿飚同志肩上的压力是巨大的,首先他刚回军队主持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然后又是大裁军。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这期间,熟悉军史,特别是中国航母发展的朋友一定对刘华清将军在美国小鹰号航母上那深切的眼神记忆深刻。

  这次访美之旅,给耿飚给刘华清带来的震撼都是巨大的,这使中国军方的高级将领们认识到,中国解放军在装备现代化方面和世界第一的美国差距有多大。这次访美之旅也让刘华清将军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建议中央军委,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也要搞出属于中国人的航母。

  最后再说一句,耿飚同志有位秘书更厉害,1979年,我们敬爱又亲爱的习大大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军委委员耿飚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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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阅读】父亲是双钩大侠,他是中国唯一无军衔的国防部长

  耿飚是湖南省醴陵县人,父亲曾经在抚台的亲兵营里学过功夫,使过皇帝赐予的虎头双钩,人称:“双钩大侠

  耿飚跟着父亲练过很多功夫,南拳、气功,点穴等等都会。

  后来,耿飚参加革命,是红军中的骨干。八路军时期,是129师385旅参谋长,相应于副旅长,许世友上将当时也是副旅长。不知道这两位武林高手切磋的话,谁更厉害一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 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武装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 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 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 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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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 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周恩来有多细致:亲自教耿飚系鞋带

  “将军大使”学习班

  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转行成为驻外大使的将军们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说:“他们都是老粗,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一下子让他们脱了军装,突 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这个一看一会儿要穿高跟鞋,一会儿要使用刀叉了,吃饭什么这个那个礼节,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 事。”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耿莹说:“总理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各 国大使作报告时,由毛岸英当翻译。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讲课。学者、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 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同时还找了国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甚至是外国友人来教他们吃饭拿刀叉,穿旗袍怎样穿,头发怎么烫,烫什么款式。我记得 父亲要穿什么三接头的皮鞋,不会系鞋带,都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父亲。”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 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总理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 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得到了提高。

  脱我战时袍,还我女红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 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 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地出国去当“官太太”?有人抱怨当初不该来北京,有的 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当“夫人”。在会上,黄镇的妻子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 为国家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简直是对我们的罪恶和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邓颖超来解决此事。邓大姐的“现身说法”,让女同志们对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 认识和了解。就这样,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从没穿过裙子、对梳妆打扮一窍不通的女战士们第一次坐在了梳妆台前,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 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

  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坚持。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隔着窗户看递交国书,“以小见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总理同意,将军大使们被安排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总理前来检查,要求不能将窗户纸窟窿捅得太大,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以免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一排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仪式刚一结束,大家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道: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 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还建议趁热打铁,当场练习。于是,他们就 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练习起来。

 

05月

18

2017

  【提要】张学良是近代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有人说他是功臣,有人说他是罪人,功过到底如何,请听小编分解......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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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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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张学良临终前还对别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抗日功劳最大的人,蒋介石之所以不敢是放他自由,不仅仅是因为泄愤,更主要是担心张学良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张学良是蒋介石政治上的头号对手,抗战的功劳都是他的。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张学良毫无疑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三十二岁子承父业,全盘接受东三省,实力一跃成为中国实力第二强。

  三十三岁,中原大战爆发,他审时度势押宝蒋介石,又大赚了一票,黄河以北的军政财权悉数归张学良调遣。

  全盛时期的张学良,风光盖过孙科和汪精卫,隐隐然可以和蒋介石比肩。

  然而,即使是在张学良声明最显赫的时候。他的的结拜兄弟,政治上的顶头上司蒋介石其实没有太把他当回事,他曾私下评价张学良:说他一辈子都是孩童的认知水平。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张学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

  抽烟喝酒谈恋爱这就不说了,他的纨绔还表现在“不知己不知彼”上。

  这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张学良临终前还对别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抗日功劳最大的人,蒋介石之所以不敢是放他自由,不仅仅是因为泄愤,更主要是担心张学良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

  换句话说,张学良是蒋介石政治上的头号对手,抗战的功劳都是他的。

  这自信,我就一个字:服!

  然而,在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在“抗日”这件事情上表现,还没有汪精卫做得好。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学良认为只不过寻常的行为,禁止东北守军轻举妄动,还可以理解成错误判断形式。

  那么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东北三省已经丢了,起码把山海关给守住啊,不能让日本随意进入中原。

  蒋介石反复告诫张学良锦州不能丢,汪精卫也一再强调锦州的重要性。

  但是任性的张少帅,居然兵不血刃放弃锦州。

  一直说吴三桂是汉奸,清兵入关之前起码还签了合约,匡扶大明皇室即位的,只是多尔衮反悔了而已。

  长城抗战爆发,日寇进攻长城沿线。前面说了,黄河以北全部是东北军的地方,这是刚上少帅了。

  这已经是东北军仅存的地盘了,然而张学良的表现还是差劲。

  在与日军正式交火后,东北军系统的112师在未与友军联络的情况下撤出阵地,越过友军向北平方向撤退——跑了。

  日军捡了一个大便宜,瞬间在全线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25师发动攻击,并乘机割裂了防守一线右翼的25军145团与主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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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是杜聿明有儒将之称,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张廷枢和东北军无能卖国。

  即使如此,张学良临终前还能说出: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这种话,胆量可观!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吶。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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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千古罪人张学良:少帅究竟无耻在哪里?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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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

  “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05月

18

2017

  【提要】他无党无派、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为新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最终却被误沦为国家罪人,一度沦落到中关村乞讨,死时被禁止登报说明。

  他的学生名满天下,他在专业领域如雷贯耳。他令无数学生敬佩,又令无数学生感伤。

  如果没有他,清华大学和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命运,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就是一个被大众遗忘了的人,一个我们国家和民族所对不起的人。

  他就是大师叶企孙。

  ——前记

  这个故事起源于知乎上的一个帖子,题目是“历史上有哪些成就颇高但鲜为人知的人?”正是大师叶企孙。

  让我们先来看看他自己是怎样的强悍:

  大清朝的最后一年,叶企孙考取清华学堂的首批名额,年龄不到13岁。

  后来他远渡重洋,师从诺奖得主布里奇曼,测量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得到国际科学界公认,被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27岁那年,他回国,在清华创建物理系。31岁那年,他在清华创建了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当时请不到老师。他就把千辛万苦请来、年龄资历都不如自己的教师吴有训的工资,定的比自己还高。后来又在自己盛年时,接连力荐吴有训代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职。

  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只是一所学术空白的留美预备学校,是理学院让清华逆袭到了如今的地位。

  叶企孙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因为叶企孙,第一次有了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学生都是怎样的强悍:

  看完这串长长的、分量惊人的名单,我想所有人都会目瞪口呆。

  我国核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是他的大弟子。

  中国的“卫星之父”赵九章,“氢弹之父”彭桓武(一说为于敏),“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以及“光学之父”王大珩,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

  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这些重量级的名字,也是他的门生。

  当今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也是他的学生。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就提出要探望恩师,但被政府拒绝。

  另一位诺奖得主李政道同样是他的学生,李政道说:“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1946年,叶企孙破格将年仅19岁的李政道送往美国深造,在办护照时甚至被质疑“怎么是个儿童?”。半个世纪之后,李政道回国,再次见到那张被他毕生珍藏的泛黄考卷,不禁哽咽。

  叶企孙的在考卷上写道: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叶企孙执教之严是出名的,他允许李政道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只能得25分”。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林家翘。第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戴振铎。

  数学大师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叶企孙力排众议让他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与华罗庚齐名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诞生了23位两弹元勋,其中一半是他的门生。他最终为国家培养的院士数量,达到了7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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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和先驱,任谁也想不到他后来的命运。

  叶企孙教出了这么多伟大的学生,最让他放在心上、感情最深的,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名叫熊大缜。

  抗战爆发后,一身热血的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吕正操将军麾下担任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利用清华所学,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无线电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为地雷战提供武器装备。

  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正是来自熊大缜所在的“技术研究社”,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的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被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冀中的战士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熊大缜冤死之后若干年,叶企孙坚持为这个曾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学生鸣冤,终致引火烧身,锒铛入狱。

  建国后,叶企孙仍然当过一段时间的清华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文革到来,当时已是七旬老人的叶企孙被污蔑为熊大缜变成中统特务的介绍者,被指控为反动权威、国家罪人,惨遭毒打,脊骨受创,大小便失禁。

  叶企孙在狱中捱过了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出现幻觉。后来获释的他,已经双腿肿胀难以站立,身子屈成了九十度,没有了人形,一度在中关村大街上乞讨。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就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后来他神智恢复了一些。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马上跑上去打招呼。叶企孙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文革结束,叶企孙也长逝。据说临死之前,口中还在喃喃:“回清华,回清华……”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叶企孙的死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

  1987年,在吕正操将军的努力下,他和熊大缜终于得以平反。此时距离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距离他的学生熊大缜冤死,已近五十年。

  他的侄子说,叶企孙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这是怎样的一份厚道啊。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着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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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后人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们却不知道叶企孙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请求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

  1995年,铜像落成。

  1995年4月30日,著名科学家施嘉炀和叶企孙的弟子王淦昌(左),在清华大学为新落成的叶企孙铜像揭幕

  请记住他的名字:叶企孙(1898—1977)。

  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却桃李满天下。

  他奠定清华理科学术和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基础,为新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临终却沦为“国家罪人”。

  一百多年前,他年少立志,要拯救这个愚昧落后的民族。

  但愿不久的将来,盛世能如你所愿。

  毛主席没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就是当了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话虽如此,人们肯定不敢在他面前很随便了,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居然在主席床上睡过觉,其中一个还在主席床上过了夜。

腐败天王洪秀全霸占了多少女人

  洪秀全自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立拜上帝会起,就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农村的贫困妇女参加,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参加。他还说过‘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妻'这样的话。在起义初期,太平军里有全由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和男军一起上前线奋勇作战。一直打到武汉,还是男女同职同官;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军东征,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就曾经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写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的英姿:"绿旗黄袍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

  可是在刚刚取得小小的胜利,洪秀全认为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就要关门当太平天子,要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他淫乐了。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洪秀全早就迷恋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自称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所以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已经有美妃十五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战中,洪秀全就有了三十六个女人。打出广西以后,到了湖南道州,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占领武昌以后,洪秀全一次选妃,就选了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六十人'。

  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个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九百六十人,两者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辖女司二十人计算,合计为一千二百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

  关于洪秀全一共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正确统计的。宏观地看,天王府中有两三千美女,却只有洪秀全一个男人,而这些美女都能够向天王"提供性服务,这和古代君王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提法近似,但终究不是每一个被幸"过的女人都有正式的名份。微观地看,幼天王"洪天贵福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山被俘,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此句有语病),在我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说法。相比之下,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都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洪秀全少多了。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五十二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十一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十一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185-1858)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这几年他都干什么去了?一句话,尽和他的‘嫔妃娘娘'们饮酒赋诗作乐去了。

  洪秀全没读多少书,所谓‘赋诗',其实不过是些顺口溜的打油诗而已。从咸丰七年(1857)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的五百首诗文,大都是记录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的宫廷生活或者是写给后妃们看的宣讲男权夫权的。例如嫔妃、女官们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梳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然后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接着拉起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还要给天王端茶捧痰盂:"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不通的诗中,就可以看到洪秀全的威严和荒淫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一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原因。

  到了南京的天王洪秀全,开始嫌那些从广西跟他来的老姊妹们粗鲁、肮脏了。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就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就用刻薄话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他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妇女们受到责罚,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什么叫‘雪下'?‘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个天王府的女人因为挨打的时候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至死不认错,还顶撞了天王,最后居然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有多么残暴!

  太平军进入南京城以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的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后来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改为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们都要参加天王府的建造。天王府周围的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片,墙外令掳来的妇女挖濠沟挑土,有的参与造房屋。--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只知自己享乐,根本就不关心老百姓疾苦。

  太平军从得民心占领南京,到失民心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八十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就只剩下十五万人了。其中老弱男子四万人,妇女十一万人。洪秀全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

  当时朝野上下反映最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就是妇女问题。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风雨寒雪不停,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到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是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又无期限,十分悲惨。

  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左拥右抱,生活更加糜烂。在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三千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来。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十一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五十二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四十八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后来被凌迟处死了。

  此外,太平军纪律规定,一切缴获都要上交‘圣库',除大官外,士兵军佐只要发现身上藏银超过五两的,一律杀头。其实这是‘破万人之财,聚一人之财'。实际上,士兵有钱也没处用,因为每打下一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除妖',凡是清朝的官员、满族的百姓、尼僧道士、乡绅商人、秀才学士,都是‘妖人',不是杀头,就是抓去充贱役,所以在太平天国治下,头几年根本就没有店铺,拿着钱到哪里买东西去?直到咸丰五年春,方才允许小商贩在南京城外摆摊售货。但仍严厉禁止出售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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