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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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文革时性压抑 中国捉奸热情高涨

  文革时期,这位名叫黄淑兰的女子被挂上“破鞋”的牌子批斗。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作风问题”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这样不堪的含义,一说起“作风问题”,大家都约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同理,作风正派也就成了组织和群众最有价值的褒奖。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闲话。从另一面来说,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女流氓”贺聪英,谁知道她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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